汪晖:就像“文革”。
朱金石:有一点。
汪晖:我觉得“文革”对你们这一代艺术家影响很大。你也可以把“文革”看作一个巨大的艺术实验,它不仅是政治,同时也是艺术,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要创造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政治、新文化、新人、新社会,也并不是说不用旧要素了,但旧要素的目的是“推陈出新”。毛泽东说它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它破坏了所有的分界。“文革”的破坏性和创造性大概都与此有关。在这个实验中,政治、文化完全是联体的,说不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化。样板戏是文化,但同时也是政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分界。“文革”创造了新教条、新崇拜、新正统,但这些新教条、新崇拜、新正统是在反教条、反崇拜、反正统的脉络及其与传统的纠缠中产生的,比如像你们这样的漫游者,你们反教条、反崇拜、反正统,在政治意识上逐渐地与文革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立,但你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又是和“文革”的出发点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能把学院和艺术体制的权威分界打破的话,不会出现你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自己,身上有这种东西,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所做的东西经常超过所谓学科的东西,学科对我来说作为训练是必要的,作为思考和研究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最重要,它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带来很多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反对资产阶级权威,它的另一面是打破了边界。工人、农民也可以做政治局委员,国家领导人,普通的民歌可能比你诗歌权威还高。这些实验都跟打破边界有关。上次我们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开亚洲委员会成员会议,徐冰说:“他到美国的时候,波依斯被看成是现代艺术最伟大的人物。”但他突然想:“如果波依斯是这样的权威的话,毛泽东不知道比他大多少?”毛泽东的爆炸性、革命性,打破所有边界的努力,让我们觉得他是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蔡国强的作品中有“不破不立”,有题为“超限展”的“金门炮战”,那种辩证的思维也是“文革”时代最为深入人心的东西。你知道最近美国要在华盛顿做一个“马丁•路德•金”的纪念碑,找了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做雕刻,前几天崔之元从美国寄来他收集的有关材料,很有意思,其中有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运动的两个声明,以及毛泽东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的照片。毛泽东、“文革”与世界范围内的“六十年代”有着亲缘关系,在一个广义的范围内,说劳申柏格、波依斯受到他的影响,一点也不过分。80年代中期在中国美术馆看劳申柏格的展览,他把废弃的纸盒和垃圾钉在墙上,里面渗透了不破不立、打破边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