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野地”野地蔓延：贵阳“城市零件

　　唐代苦吟诗人贾岛的诗句“野地初烧草，荒山过雪云”( 贾岛《送郑少府》)，真是妙笔生花，传神写照，为我们将要开始的关于“野地”这种景观的文化地理穿行提供了一种诗意的、美学的视听通感旁证和路标。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野地”好像不难理解，不就是指那些零零星星散落在荒郊野岭中未开垦和无人居住的土地或聚落吗?贵州是山国，古人云，“天下之山聚于云贵”，其实贵州还要分得多些，据说山地丘陵竟占去了百分之九十七的国土!极目回首、开门见山;崎岖鸟道，悬崖绝壁。“触目都是奋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瘴雾，被风袅袅地吹着，向四处散去……从坡脚遥望耸人云端的山顶，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徊的小鸟。”(蹇先艾《在贵州道上》)重温乡贤、文学前辈蹇先艾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这些简朴悠远的文字，那种淡淡的、绵绵不断的、地老天荒的乡愁野唱依然回荡于心、不绝于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内涵，这些文化也就构成了一种广义上的地理景观。换句话说，人们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或空间中赋予地理环境或空间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体现在人与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它也反过来影响了地理环境或空间的变化。现象学认为，一个物体只有把它与人们赋予它的用途联系起来才能成为某个东西，因此现象不仅存在于物体本身，也存在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被赋予某种意图的对象和一个物质的实体是集于一身的，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中国古人所谓“人杰地灵”或“地灵人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野地”作为一种地理景观塑造了贵州人的文化性格。反过来说，贵州文化，特别是贵州当代艺术对“野地”这一景观的文化阐释和视觉创造，又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外界对贵州文化和当代艺术的理解与认知。这种解释学上的循环是双向互动的：在这里，“野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物体，也非一个主观臆想的产物。也就是说，“野地”之所以为“野地”其实是被我们创造性地“观看”出来的。正如“江南”之所以为“江南”，也是被宋室南渡以后的江南文人团伙创造性地“观看”出来的一样。王阳明在地处偏远的贵州龙场驿悟道，创立了影响中国思想史的心学体系，贵州“野地”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环境对王阳明的顿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贵州“野地”这样的文化边缘地带，在这个尚未完全被儒家正统思想渗透过的文化空间里，才能给那些有见地的思想家提供思考、发言的场所和机会，才能使作为“异端”的阳明心学有了生长和发展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