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政治 汪晖与朱金石的对话

　　朱金石：我从1985年就开始观察抽象绘画之外的艺术了。

　　汪晖：你说的抽象艺术之外的艺术是指哪些呢？

　　朱金石：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还有行为艺术、Video（影像）、照片。抽象艺术到了80年代末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事物。当时新与旧的关系非常明确，现在不一样了，所谓不一样是指我的心态不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反过来回到绘画。但在1986年到了柏林之后，发现抽象艺术过时了，就开始想问题，我想的时间最长应该是在1988年到1990年。因为我和秦玉芬所在DAAD基金会的原因，结识了周围国际上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这对我们影响非常重要。

　　汪晖：那时开始做装置，在我看到的材料里，你的最早的装置是1988年做的。

　　朱金石：最早的应该说不是装置，是观念艺术。

　　汪晖：观念艺术？

　　朱金石：1988年我制定了一个“方阵”艺术项目计划，这个计划试图通过自我展示、访问、参与、障碍四个部分来实现，它最初设置的路标是一立方米的亚麻布在德国的柏林，一立方米的宣纸在北京。我把材料安置好了以后，就开始在文字上研究 ”方” 在中文使用上的内涵与外延，通过研究我发现，中文的联词会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及思维逻辑，比如说，以方阵相联的词，有方案、方式、方位、方法、方寸、方圆、方便等等。这些词组相互之间表面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谱系，也就是说，你以它们作为起点开始考虑问题时，它们有一种反逻辑的逻辑。我把这样的分析作为宣言写在了我的方案里，翻译成德语，作为我和柏林艺术界的第一阶段的交流，可想而知，这种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但DAAD基金会很支持我。与此同时，我用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对东方资源的认识与我所面对的艺术进行了比较，我当时非常重要的收获是，在比较禅宗与偶发艺术、激浪派时，发现了它们之间相互可以解释的地方。尽管我想了很多，但总告诫自己不能随便做一件东西，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新的作品成为对西方当代艺术的摹仿，同时也不想受到日本“物派”的牵制。

　　汪晖：你们当时都了解“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