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政治 汪晖与朱金石的对话, Story 5

　　你刚才说到1988年的时候，你开始关注一些社会性的问题。我想知道1989年德国发生的事情，从那之后世界性的大转变，对你的创作、观念和社会思考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有，是怎么样的影响？你1986年离开中国，到1994年你第一次回国，整整8年。这是整个20世纪终结的过程，德国的统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瓦解，所有这些剧变，对你有什么影响？

　　朱金石：这个好像不能从我当时的状态作为完全的参照，当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时，不管你关注它不关注它，这个时候日常生活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我直接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它每个过程的细节，但这不足以马上使我引起剧烈的思考，但直到今天，虽然事件已经远去，但思考却反而从远处迫近眼前。但如果说到1989年，我当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作品《放逐》，是对精神流亡的描述，这件作品是一个自制的木筏，木筏上绑上了许多中国出口的酱油。

　　汪晖：这件作品我通过照片看到了，你这样一个作品，肯定有好多的动机。

　　朱金石：那件作品，能够表达我当时状态。

　　汪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感觉也是放逐，到另外一个地方。

　　朱金石：这个时候要从一个文学性的角度来描述，一个德国资深策展人看着这件作品说，在海上，如果有盐和水的话，你就可以生存了。那一次活动是跟杨炼、高行健，还有跟德国艺术家1991年一起搞的。

　　汪晖：这一圈人的母题之一就是放逐。高行健也是讲放逐，文学上的放逐，那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定位？我知道当时在诗人当中有自己的一套定位。我记得我1993年在斯德哥尔摩开会，与会的有一批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诗人和作家，比如北岛和高行健。刘小枫写过关于流亡的文章，其他人在谈流亡的意义。1995年，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到杨炼，当时他跑到那儿去找马悦然，有一场公开的诗歌朗诵。他也沿着放逐和自我放逐的线索，将自己定位为“中文诗人”。这个很显然跟1989年后对于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拒绝有关系。但是，一旦你要有放逐，就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如果我放逐，我自己到底是谁呢？

　　你的作品《放逐》中放了那么多酱油瓶。除了有了盐与水能够生存外，这个意象与中国人的身份有关。我到国外访问，住下后的第一件事是要买中国的调料。中国人的身份跟胃口、味觉有着密切关系，也是植根于我们身体中最深的认同，如同语言一般。杨炼说他是一个中文诗人，就是他不是中国诗人，这是用文化中国放逐政治中国。放逐的另一面是将自己个人化，比如他很强调语言与个人主体性的关系，他甚至将自己的语言说成是“杨语”。在“杨语”与“中文诗人”之间，多少透露了一种焦虑。“杨语”是自我定位，但西方的文学体制仍然将诗人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能存在。这是身份上的一个困境。1989年的大转变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政治。因此，我问这个转变对你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这个转变本身也不仅仅是问中国发生了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