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放逐与持不同政见是有区别的。放逐可以自我放逐,可以精神放逐,还有就是说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好像是互相的政治游戏,有点这个意思吧?持不同政见是一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当时确定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模模糊糊已经对暴力革命有一种怀疑。就是说开始思考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以前可以说不想,从这个时候慢慢通过漂泊位置,开始想一个固定的问题,后来我越来越大的一个兴趣,想通过你们系统了解一些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代艺术强调社会美学。另外一方面我想知道,它的合理性在哪里?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与你们接触进行的讨论,我发现对于我们来说,社会学在艺术方面有很大的谎言,我认为这是一个要怀疑的事情。我于是专心研究了波依斯,他把艺术作为社会雕塑,成为一个推动今天当代艺术的方法,他的疑点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我怀疑波依斯的观念艺术、社会雕塑概念,并把它作为现在工作的重点,因为社会雕塑概念太容易产生陷阱,当你不太理解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时候,又把艺术当作社会学的交换,你自己的错读会带来观众的错读。它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口号式的,或者是煽动性的东西。
汪晖:就像“文革”。
朱金石:有一点。
汪晖:我觉得“文革”对你们这一代艺术家影响很大。你也可以把“文革”看作一个巨大的艺术实验,它不仅是政治,同时也是艺术,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要创造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政治、新文化、新人、新社会,也并不是说不用旧要素了,但旧要素的目的是“推陈出新”。毛泽东说它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它破坏了所有的分界。“文革”的破坏性和创造性大概都与此有关。在这个实验中,政治、文化完全是联体的,说不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化。样板戏是文化,但同时也是政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分界。“文革”创造了新教条、新崇拜、新正统,但这些新教条、新崇拜、新正统是在反教条、反崇拜、反正统的脉络及其与传统的纠缠中产生的,比如像你们这样的漫游者,你们反教条、反崇拜、反正统,在政治意识上逐渐地与文革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立,但你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又是和“文革”的出发点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能把学院和艺术体制的权威分界打破的话,不会出现你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自己,身上有这种东西,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所做的东西经常超过所谓学科的东西,学科对我来说作为训练是必要的,作为思考和研究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最重要,它没有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