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边界带来很多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反对资产阶级权威,它的另一面是打破了边界。工人、农民也可以做政治局委员,国家领导人,普通的民歌可能比你诗歌权威还高。这些实验都跟打破边界有关。上次我们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开亚洲委员会成员会议,徐冰说:“他到美国的时候,波依斯被看成是现代艺术最伟大的人物。”但他突然想:“如果波依斯是这样的权威的话,毛泽东不知道比他大多少?”毛泽东的爆炸性、革命性,打破所有边界的努力,让我们觉得他是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蔡国强的作品中有“不破不立”,有题为“超限展”的“金门炮战”,那种辩证的思维也是“文革”时代最为深入人心的东西。你知道最近美国要在华盛顿做一个“马丁•路德•金”的纪念碑,找了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做雕刻,前几天崔之元从美国寄来他收集的有关材料,很有意思,其中有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运动的两个声明,以及毛泽东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的照片。毛泽东、“文革”与世界范围内的“六十年代”有着亲缘关系,在一个广义的范围内,说劳申柏格、波依斯受到他的影响,一点也不过分。80年代中期在中国美术馆看劳申柏格的展览,他把废弃的纸盒和垃圾钉在墙上,里面渗透了不破不立、打破边界的精神。
毛泽东把陈永贵、吴桂贤,种田的和卖菜的都弄到政治局去,这当然是打破边界,冲击官僚制的努力,尽管最后并不成功。但凭什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进入政治局,其他人就不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民主性实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实验的另一面,就是在没有改变基本条件的状况下,这类实验最终也只是装点,起不到民主性的作用。取消边界有时候也变得很庸俗,比如什么都可以当成艺术。现代艺术走到今天已经存在这个问题。
在今天,艺术领域的许多人、尤其是理论家们,多半都是反对边界的,或者至少希望打破边界的。我想整个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有这个倾向。关于这个打破边界的潮流的得失,我们需要另外讨论,我想打破大概是必然的,但现在后患也很多。在这个潮流中,你始终坚持着一种艺术家的身份认同,你的作品也会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纯艺术的艺术家。是吗?
朱金石:恐怕是。
汪晖:虽然你强调有社会性,但是根本上艺术就是艺术,艺术有自身的自主性,艺术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是通过自主性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