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徐光福话雕塑, Story 3

　　徐：实际上这是用一个范例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收租院和孔子、基督转化的不是很理想。我自己认为马克思抱毛泽东转换得比较理想，这跟我在那个年代的经历有关，但他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转化的比较符合。但做圣母和毛泽东时，我又抛开掉挤压。因为这就多了一种语言，好象我还要说其他的东西，这又生成了另外一种意义，所以我就不压了。他们讲作品就是一贯的，现在有点乱，感觉我又在变。但是我还是有疑虑的，所以我这批作品没有对外，只是做起来放着。

　　李：从各个时期看这14年来漫长，第一阶段你的木雕有一套形式语言、第二个就是对生命的理解，开始做挤压系列，从个体的头的挤压，到一群人缺胳膊少腿的团块挤压，然后又到对收租院和圣母基督的挤压，从中也掺杂了你个人对于社会，政治的理解，中间一部分还有关于性的压抑和幻想，我认为十几年来你一直是在探索、实验。

　　徐：我认为我自己一直都在尝试，我都感觉自己没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成功过。

　　李：刚才你也谈到对鸡的作品的理解，我觉得你一直处于一种既爱又怕的状态。你既想找个突破点，又有点像生活中的怕禽流感病毒、小姐的传染、怕很多的事件。你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对周边各方面的事情的敏感，这种状态也不断的向前滚动。所以要是选择一个这次访谈的题目就可以叫既爱又怕。

　　徐：我确实是这种状态的流露，我不知道你除了关注我的木雕中利用肌理、原生态的东西以外，还注意到我作品的形象没?这些木雕每一件都是仰头的。我是比较持宿命论的，但我还是要想象、期盼某种东西，又想从黑暗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