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惊异于佳句,有“迥出意表”之说,感佩某人才情多端,逐叹“知之不尽”——这两句话,挪来言说张仃先生的画到,再恰当不过。先生功业,多有专论在前。进入得见先生万年素描风景写生,赏读再三,进喜莫名,却不知如何下笔议论才好。
这是先生于焦墨山水同期经营得私淑作品,起手勾画,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先生羁身文革“干校”,无可作为,年望花甲,壮心不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岁岁出行,写生不辍,至一九九七年遂告歇手,时已八十高龄——这批风景素描前后牵沿累续二十余载,数量之多,潜修之深,委实迥出意表,弥足珍贵,而据我所知,竟至于从未面世——先生秉赋道行,真是知之不尽啊!
先生早岁中年的化作,或予人热烈华美的印象,及至焦墨山水,郁郁苍苍,诚可谓“灿烂归于平淡”,今看其素描,不料满纸披纷,质朴清新,景物纷繁,俊秀而空灵,于“平淡”中居然有“灿烂”之象。若论画品,率半是在能、妙之间,细择其中十八九幅,反复照看,允推神品,窃以为有胜于先生自己的焦墨山水画。
固然,笔墨与素描的纸本效果原本有异,而这批作品的姿态尤难把握,既显且隐,一如先生历来诡变的画趣——若视其为素描,通常所谓“素描”不能这般散逸,视其为速写,通常所谓“速写”远不及这般周详;看作备用的素材,这素材如此完满,说是严格的写生,又处处潇洒,随兴所致……最难评议者,尚在先生于西画式写生与山水画传统之间,如何出入往还,左右逢源:先生自己说,若非亲临眼见,他不会捉笔勾画,论对景写生,这便是西来的影响,中国画论虽有“搜近奇峰”、“行万里路”之类的形容词语,却是自来沿袭“观照”、“默记”的成法,不做兴倨实写生;然而张仃先生所有“倨实写生”的稿本,一眼看去,其图式与美学,俨然山水画大统脉迹斑斑,若非久自涵养,这批素描的况味便即不可思议。
张仃先生的创作观,自来忽此乎彼、亦庄亦谐。取先生堂堂戏言“毕加索加城隍庙”,论者便可说纷纭,或凸显其倾向“现代性”的试验,或称道其采撷 “民间”艺术的美意,迄至出焦墨山水系列,尤可使先生成为民族文化道统的一位贤士……先生究竟是哪一种角色呢?所谓“知之不尽”者,我以为是在先生总于不同的层面豁然显现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又宛然展示不同的层面,以古语形容,即发乎于情致,入乎于学理——先生之变异多端,归类与定义,总是两难,而他淡然隐匿的素描,却使这两极乃至多极的创作实践,在他手中成为罕见的可能。
好比先生暮年一份宁静的证据,一笔风雅的注脚,这批小画似在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又在画律令的“情理之中”。这一良好的“悖论”,乃因素描天然适宜于知性与感性的均衡:我们看先生的焦墨山水,感性仍不受制于知性,因有涉笔墨千年的是非,而在风景素描中,手眼纸笔,逐告“感”、“知”两端的交融无间。
中国山水画的 “旷观”、“境界”,西洋风景的“详确”、“丰实”,各有理路、各有美感,悉心审视,我们终究难说张仃先生是在优游写生,抑或向遥远传统致以当代的回声。在山水道统与写生旨趣之间,先生可谓处心积虑而了无芥蒂,诚不知出于天资,抑或历练多端的实践。以我看来,先生的擅变,非在其“变”,非在其“多”,而出于叔本华定义艺术家敏于“外化”的秉赋,贵在涉猎任一画类和主题时,那种内在的体贴与相知:先生不论是画了什么,怎样去画,都能深度卷入,整个交付自己:先生的漫画宣传画,是真的战斗;先生的壁画与动画,是真的豪情;老来的壮游神州画写生,自亦真的旷达。然而见及张仃先生性情的一面,便易忽略这批小画深藏的智慧,审慎的创意。
据说先生艾即曾修习国画,于是暮年画得那么热切,仿佛偿还青春得夙愿,又好比迟来的修炼,惟见他欢喜异常。当我目击先生的素描,发现我们几乎还不了解他。真的素描是这样的一种绘画;它自会透露作者可能并不知道的秉性。一位才情弥散的画家不会在万年浸淫于素描,出外写生,而老人的素描有如漫长跋涉的远景,自有无法企及的境域。毕加索垂老之年的素描,惊悸而贪婪,笔笔是在获取年命的余烬;在我们的绘画世代中,张仃先生也是位余温尤炽的寿星,然而平和渊静。毕加索若是看见这批风景素描,将对东方人的涵养之道,欣然有悟——今见张仃先生的素描,我以为,我毕加索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