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往往把传统绘画和绘画传统混淆起来,传统绘画是过去的,已经形成了的;而后者是一个国家、民族绘画艺术的流向。那些反传统的口号,往往模糊了之间的区别,在开掘新河的时候,把水源也堵塞了。
画家们在摆脱旧束缚,接受新思想期间,同在大文化上一样,对有些传统否定得过分了,实际上拒绝了传统为我们造成而遗留给我们的那个世界,它本应作为实在的一个适当的标本和尺度而加以接受。而有些应该否定的传统观念还远未抛弃,有些应该经过批判改造的传统观念未经批判改造就被吸收下来,这必然影响到中国画前进的步伐。问题在于如何对传统文化作整体性的历史反思。也如鲁迅留下的未完成的课题——寻找传统转化的道路。尽管在价值取向上应该反传统,但在建设现代中国画的实践行为中,又不得不以传统为逻辑起点。这种矛盾及其所引起的困惑迫使画界不断寻找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机制。显然,譬如象康有为、陈独秀们“革王画的命”之类口号,作为革命的呐喊,振聋发聩;用之对待美术问题,如卢辅圣所言:“由于缺乏切中肯綮的专业眼光,也缺乏对艺术本体自律性的科学研究”,就难免失据。如此,“一场艺术革新的运动就不可避免地滑落到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轨道上,以至改造中国画价值取向与维护中国画价值原则的两种对立力量,也只能在较低程度上发挥作用。”同时,五四思想的实质内容,与他们未能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模式,成为形式主义地全盘否定传统的重要因素。在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是难以回避的。因为当时从西方接受来的思想的主要传统,基本上都是一元取向的,弥漫西方两千余年的一元论传统,直到当代西方——如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伊赛尔·伯林等才将其引入终生的批判对象。(伯林深信,人类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不仅杂多,并且相互冲突;这些价值无法形成一个高下各有定位的层级体系,也缺乏一个可以共量的尺度。价值冲突不仅在团体之间与个人之间都存在,在各个人内心也会爆发。因此,即使是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也注定充满着疑惑、将就、矛盾、不安与永远犹豫不定的向往。可是人类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的存在,于是产生了对一元论体系的渴求。其代价是抹杀多元与差异,将某种秩序和价值观强加于社会和心灵。)我们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从“对外求异”到“对内求同”的暧昧性格呢?在中国,历来“学说的一统局面,只不过是朝政执掌者和固陋的臣僚们的一种愿望,历史的真实情形反是,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倒是一种常态。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学术思想,这种学术思想的存在理由也就失去了。”多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儒、道、释三家主流是也。多元总以相互吸收为条件;而历史又表明不仅仅因为各家的保守性阻滞社会发展,还由于传统社会的多元文化制衡形成的表面张力,减缓了社会结构变易和更新的速度;这又是一个悖论,但在艺术上当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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