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清代四画僧及其绘画成就简介

中国美术史--清代四画僧及其绘画成就简介

      朱耷（1626－1705）字雪个，原姓朱，乳名耷，为受封于江西的明朝宗室弋阳王后代，其祖父与父亲都能诗善画，朱耷幼年即受到熏陶，“8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但在他19岁时明朝覆灭，继而清兵南下，作为宗室王孙的朱耷遂奉母携弟避难到新建洪崖，又为了逃避清朝的迫害于顺治五年（1648）出家为僧，法名传綮，号靱庵。顺治十年又在耕庵老人处受法，“住山20年，从学者数百人”，成为宗师。顺治十八年（1661）他37岁时回到南昌为道士，道名朱月朗。良月，破云樵者，并在南郊修构青云谱道院，此后20余年定居于此，中间曾为临川令胡亦堂请去，“延之官舍年余”，又佯装发狂回到南昌。62岁以后常在南昌北兰寺，后又自构窹歌草堂，以卖画度日，直到八十一岁逝世。

      朱耷历经明清间“天翻地覆”的时代。从皇室贵胄沦落为逃隐草野的遗民，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发生巨大变化，作为明宗室后代为了逃避清朝迫害，时僧时道时儒；他又不甘为统治者笼络，佯作疯癫，装聋作哑，“独身猖佯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他内心充满家国破灭之痛楚，常伏地呜咽，欷歔泣下，忽又仰天大笑，慷慨悲歌，据说他因持《八大园觉》经”，自号八大山人，但在签名时将四字连缀草书，很象“哭之”或“笑之”。他的诗画也正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反映。

      八大山人的书画早年曾受董其昌影响，由于处境与情感的变化，使他突破了董的藩篱，走了和四王迥然不同的道路，他所作山水，苍茫凄楚，剩水残山，抑塞之情溢于纸素，正如其题句所泄露的：“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石枯槎树，留得文林细揣磨”表现了对故明的眷恋。

      八大山人最常画的是花鸟，多作莲、石松、麋鹿、怪鸟。他画的荷花，荷茎挺拔而立，生气勃勃，力图表达倔强而不随波逐流的品格，所作怪鸟及鱼，多白眼看天，表现他不妥协气质。他六十九岁时所画孔雀图，两只形象丑陋的孔雀立在不稳的卵石上，上有牡丹下垂招引，题以“孔雀名花两竹屏，竹稍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似逢春坐二更”诗句。古时谓“臧”（奴仆）有三耳，除正常两耳外还有唯主人命是从的第三耳（《孔丛子·公孙龙篇》）。三耳当指俯首听命之奴才，此画系借题发挥讽刺当时贪图富贵卖身投靠清朝之官员。

      八大山人所作写意花鸟形象精练生动，不拘形似而又神完气足，也多是他性格及人生态度的写照。据说他也能画细密工笔，“其精密者尤妙绝”。他构思丰富奇特，不落窠臼，鲜明的表现其理想的追求。《鱼乐图》画数条小鱼邀游于水中石间，满幅空灵广阔，小鱼形象简赅中表现了欢快自在的情绪，使人想到对自由的追求。长卷《河上花图》以雄恣的笔墨将荷花、竹、兰置于清幽境界中缀以怪石流泉，予人以清新隽永的感觉。他画的鸟兽花果也极富有生命力。

      八大山人绘画“拙规矩于方园，鄙精研于彩绘”，不拘成法，长于水墨，画风厚拙而不作矫饰，笔墨含蓄而沉郁丰富，是继承了林良、陈淳、徐渭写意花鸟而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八大山人画上款印别号极多，计有雪个、个山、箇山、个山驴、驴、驴屋、驴汉、驴屋驴、人屋、拾得，何园、洛园、黄竹园、八还、书年、书疾。有的寓有深意（如人屋系取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意），有的表现佯狂玩世的态度（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不以驴名”。）有的是他生活居住的堂号。他有时作“三月十九”的签押，表现他对故明政权覆灭的悲痛。在清朝统治下他的家国之痛不能直接发泄，只能在晦涩的题诗中流露其隐痛。他在明亡后倔强的保持气节，不趋炎附势，能洁身自好，又常为贫士市人作画，而“贵显人欲以数金易一石而不可得”。因此，曾赢得后世人们的尊重。他书画中不泥成法的创造精神使郑燮、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为之倾倒并受到启示，对清中叶以后的绘画有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