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

      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出现了”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青铜器的种类、造型和纹饰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象征统治权力的礼器大为减少，为适应变革时期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奢华生活需要，青铜工艺向着货币、玺印、符节、日常生活用品等领域发展，审美、艺术日益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嵌错术发达，神秘色彩大为减弱，程式化不再被恪守与遵循，出现了较为简朴、舒展、流畅的风格。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四川成都出土的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直接描绘的是现实生活场景，生动新颖。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刻画出290多人，格斗、厮杀，长戈短剑，引弓射矢，船发梯架，水战正方酣，陆战犹烈，情节连贯而富于变化。艺术构思，动态刻画，人物组合，都突破了前代纹饰僵化的格式，青铜工艺为之一新。它对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产生直接影响，开启了一代新风。“如火烈烈”的蛮野恐怖已成过去，理性的、分析的、纤细的，人间的意兴趣味日渐蔓延，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日益失去其神圣的光彩和威吓力量。这样，作为特定时代产物的青铜器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步入没落。社会的解体和观念的解体是联在一起的。怀疑论、无神论在春秋已蔚然成风。随着旧意识形态的解体，春秋战国也就跨进中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时期。郭沫若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为“新式期”，“新式期之器物......，形式可分为堕落式与精进式两种。堕落式沿前期之路线而日趋简陋，多无纹缋。......精进式则轻灵而多奇构，纹缋刻镂更浅细。......器之纹缋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纹样繁多，不主故常，与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异其撰。其习见者，为蟠螭纹或蟠虺（hui）纹,乃前期蟠夔纹之精巧化也。有镶嵌错金之新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之动物，多用写实形......”。郭沫若所谓精进式，则代表着一种新的趣味观念和理想在勃兴，它反映在青铜器上已是另一种美。李泽厚认为，这种美在于宗教束缚的解除，使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更自由地进入作为礼器的青铜领域。于是，手法由象征而写实，器形由厚重而轻灵，造型由严正而奇巧，刻镂由深沉而浮浅，纹饰由简体、定式、神秘而繁杂、多变、理性化......。故战国时期，世间的征战，车马、戈戟......统统以接近生活的写实面貌和比较自由生动不受拘束的新形式上了青铜器。

     1992年丹江楚墓出土之王子午鼎、王孙诰甬钟、铜禁、龙耳虎足方壶、蟠龙纹簋（gui）铜匜、提梁壶、荐鬲、铜神兽等，华美瑰丽，是楚文化领域一朵璀璨的奇葩。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几乎各地都有出土：浑源出土的赵国器，唐山出土的燕国器，新郑出土的郑国器，辉县出土的魏国器，洛阳出土的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的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的齐、吴、秦等国器，其共同特征是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格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重叠缠绕式组合，装饰纹样以蟠螭（chi）纹最为多见。

     此外，妇好墓玉石雕刻、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春秋陶质女舞俑、战国木俑、曾侯乙墓雕塑、绍兴战国墓铜乐俑、中山国王墓雕塑、长台关楚墓木雕、嵌金铜犀尊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北京博物院所藏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和古越阁藏《狩猎纹壶》可作为战国时代青铜器上纹纹饰的又一代表，同样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既有形象写实，也有神话想象。就造型艺术的表现能力来说，青铜器纹饰注重大体，善取特征，概括凝练，生动活泼，富有动势，变化丰富。  

     绍兴战国墓铜乐俑，战国时期越人的铜俑共6人，铸于一座通高17厘米饰有鸟图腾柱的铜质房屋模型内。形体较粗略，6人皆为裸体，头顶有髻，分前后两排跽座于地，多面向屋外。1人面西，执槌击鼓，鼓悬架上；另外3人奏乐者在后排，东1人吹笙，西1人抚4弦琴，居中者，持小棒，击一弦乐器。前排右中2人交手于腹，胸前乳部突起，可能为女性。此件铜雕反映了战国艺匠力求再现生活景象的兴趣，为我们了解战国时期贵族生活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祭祀活动中，伎乐人裸体不着衣冠、房子附有图腾柱，此种习俗可能与古越人的好鬼神的风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