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儒道禅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儒道禅

      绘画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化为表现形式，它与人品修养、审美哲学，政治和宗教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正如唐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思想中强调了儒家思想的“政教”、“德教”、“劝诫”等教导含义。从根本意义上通过真善美促使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他人、自我等采取的一种积级的伦理态度，也是对不同人生境界的叙述。大彻大悟，小彻小悟，以期达到迷而不惑，悟则转识成智，开化顿悟，起越自我，如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是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悲惨命运、人类的苦难生活，教导后人对苦难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同情，强烈谴责战争和压迫所带来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罪恶现象，而有些人错误地把书画作品看做是消遣品，要知道艺术并非只有供人欣赏的一面，它还具有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思想，抒写表达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一面。刘海粟先生曾说：“有社会，即有艺术，盖吾生活于社会，物质方面有衣食住行之要求；精神方面，有知识道德艺术之要求，人类愈进化其要求愈奢，即精神与物质亦日益增展其间。”又如潘天寿先生在《论画残稿》中所言“人需要有精神生活，精神寄托，儒家以仁义道德为做人的归宿。儒家不赞成无所用心，但反对做不正当的事，主张以艺术作为闲散时的欣赏消遣，因为艺术能引导人们的思想向上，鼓励人们进步。”1963年潘天寿曾对来访的学生说：“艺术是人的精神产品，反过来又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事艺术是教育别人，也是一种自我教育，因此艺术品应该是健康、进步、符合时代潮流。”这些笔者认为都是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思想有关，也从中直接道出了绘画本身的作用目的是服务于社会，也把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推到了极致，二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画家的影响波及到了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及“本来无一物”的禅学思想。

      老庄学说可称得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换言之，由于老庄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且呈多样性和矛盾性，如《庄子·德充符》所言：“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又如《庄子·让王》中所言：“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进而将至人无我演进到眼界今无染，心室安可迷的境地，也从本质上强调了：“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的胸怀壑达，坦荡至纯，朗然现前，对境无心的任天而动思想。这种出世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尤其是绘画，这在《庄子·田子方》中可窥一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槃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不受拘谨于礼节而自由自在，任着心性发展的真正画家的随意性，这和儒家孔子主张艺术要“游”的思想简直是一唱一合。可以这样讲儒家思想影响艺术的主体，道家思想则影响着艺术的本体。

      老庄之道就是从一切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规律或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本义是路，《尔雅·释宫》中曰：“一达谓之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但在老子哲学中，“道”成为最高和恒常的存在，而且这种恒常之道又是宇宙万物的本始和本根，并将此道规定为天地的原始存在，将人们的眼光转向了道的超越领域，同时老子给“道”的起始与派生赋予无声无形的超脱属性。这种思想对后世绘画影响也较大，其关键人物就是宗炳，他最早将老庄道家思想融贯于画论之中。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屡次提到“道”，“圣人含道朠物”。他也常常用佛道精义来修正儒家思想，在他认为儒家思想主要是“治民”“齐家”是形而下的入世规劝思想，他认为真正能左右他思想的是老庄之“道”并且他认为道是借自然之形来说内中真谛的，是形而上的，是山高不碍云飞，竹密不防水过的悠然自得，是效法自然，抱全守真的驭众保身，是有术可依，行术入道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而是宗炳思想从“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向“神入影迹”的“观道”方向演进，为山水画提出了“诚能妙写”、“亦诚尽矣”的穷尽其神，其理，其道的“神入”思想，就中国画而论，老庄道家思想熏染更重，首先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不受定点约束，其次是中国画的布白，清·华琳《南宗抉秘》曰：“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然但于白处求之，岂能得乎？必落墨时气吞云梦，使全幅之纸皆吾之画，何患白之不合也，挥毫落纸如云烟，何患白之不活也。禅家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道出画中之白即画中画，亦画外之画也。”这也正和道家思想的“无”、“有”和“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的自由精神相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