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建很坦诚,对人与事有什么不同看法他是一定要说的,这也使他养成了喜欢争论的习惯。但和一切喜欢争论的人一样,他常常在还没有弄清别人基本观点的情况下,就和人家莫名其妙地争了起来。在2003年第一期的《艺术当代》,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清理实验水墨》的文章。文中,我从发生学的角度探寻了 “实验水墨”这一概念产生的由来:首先,我介绍了“实验艺术”在西方出现时的具体含义;接着,我介绍了“实验艺术”被借用到中国时的含义;然后,我介绍了批评家黄专将其转换成“实验水墨”时,这一概念的含义又是什么。从历史的上下文出发,我认为“实验水墨”包括一切超越传统文人画框架与写实水墨框架的水墨艺术实验,而所谓抽象水墨不过是“实验水墨”的一个分支,它不应该成为“实验水墨”的代名词。刘子建是有历史感的人,他生怕不把许多水墨画家排除在“实验水墨”之外会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于是,他又争了起来,在2004年的1期《艺术当代》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清理》的文章。遗憾的是,他完全不谈上面所提到的问题,而是就一些只言片语争个不完,由于没抓住要领,结果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基本前提认为,抽象水墨就是实验水墨,所以他谈的问题与我谈的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不少人认为,刘子建是画家,也是理论家,但我是太了解他了,其实他的理论都是实用主义的,主要还是为了炒作自己,这与真正的批评家写文章还不同。比如,当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盛行反传统的思潮时,他写文章强调,就是要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冲击传统,而且他还身体力行,把西方抽象主义的观念、图式、技法搬到了他的画中。毫无疑问,他那时是一个反传统的“西方主义”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学术界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并强调民族主义与本土价值时,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东方主义”者,于是,他转而写文章攻击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主流是迎合西方,还指出抽象水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的艺术现象,值得人们去重视与研究。
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抽象水墨的历史成就,在我写的《现代水墨20年》一书中,我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抽象水墨就清楚地表明了我的学术态度。不过,我绝不认为,抽象水墨就真的是一种从纯粹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现象。我坚持认为,没有西方抽象艺术所形成的特殊艺术语境,中国的抽象水墨也不可能出现。可以说,中国的抽象水墨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前些年,我给孩子买了一本书,是英国科学家霍金写的《时间简史》。有一次,我无意翻此书时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书中的文字内容竟然与刘子建写的一些文章与作品标题十分相似;第二、刘子建的艺术图式与书中的太空照明显是如出一辙。我赶忙打电话问刘子建究竟是什么回事,他一笑了之。我在这里提及这件事不是说刘子建不能借鉴《时间简史》中的文字与图片,我是想借此说明,刘子建的艺术并不真的就生发于东方神秘主义文化,因此对于他明显带有炒作色彩的言辞要谨慎地加以引用。如果有人竟然信了他的话,去作理论上的探讨,实在太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