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85”价值？

　　在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开幕式上，一个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精心策划的“’85新潮”回顾展，却遭到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异议，这恐怕是策展人费大为始料未及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本应该引发人们深思的展览，却造成了如此这般事与愿违的效果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它的呈现方式吧。首先是因为展览抽离了这些作品成生的时代背景。将过去那个艰难困苦的创作环境省略，而只保留其视觉的某种效果，尤其是将其突然摆放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展厅内，会产生某种时空倒错、词不达意的荒诞。难怪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僵尸展”(管郁达语)，因为语境的错位早已经削减了这些作品原有的质感。费大为做这样一个展览的初衷，我能够理解。作为一个“’85新潮美术”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时过境迁以后来追忆自己的青春岁月，缅怀自己的火热激情，心愿是好的，情感也是真挚的。试问，又有谁愿意抛弃自己的历史，否认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事业呢？问题当然不在这里，而是出在费大为并没有为我们给出一个理解“’85新潮美术”的全新角度。为什么到了今天要做这么一个展览？“’85新潮美术”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仅仅只是因为“’85新潮美术”中的同道今天都纷纷跃上了成功人士的阶梯，作品已经越来越值钱了，那么，难免会给人造成“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管郁达语)的嫌疑。而如果不是这样，做这样一个展览的目的究竟又何在？是要为“’85新潮美术”招魂吗？那么，“’85新潮美术”的魂魄又是什么？对此，费大为恐怕也有难言之隐吧。

　　“’85新潮美术”到今天事隔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的变化有目共睹，虽然说不上翻天覆地，但至少也是日新月异。中国当代艺术正是在这二十多年迅速发展，由地下作坊，发展成了今天举世瞩目的商业品碑，其发展速度之快，恐怕是当年的那些“’85”中人做梦也不曾料到的。也许就是因为梦与现实有距离的缘故吧，这些年总有人想缩短这个距离，时不时地提醒我们要回到“’85”，好像“’85”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是我们无限发展的能量源泉一样。孰不知198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与“’85新潮”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行的是一条不同路线，而且今天艺术市场的收获，也是得意于那个时空的转折点，与背叛“’85”的文化理想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我们记忆力还不至于衰退到把刚刚走过的路都忘记，我们应该能够想得起1989年前后，王广义所提出的“清理人文热情”。这一直接针对“’85新潮”发难的宣言，竟然出自“’85新潮”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口，我就不知道“’85”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打捞的价值了。其实，王广义的发难还不足为奇，毕竟王广义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有时会过于情绪化，辄更易之、口中雌黄也是难免的事。我不能理解的是栗宪庭，这位“’85”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在1989年之后所做出的种种反应，完全可以用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来形容。王南溟前不久写过一篇栗宪庭与高名潞的比较文章，其中提到栗宪庭对“’85”时期另一位代表艺术家丁方的评价，1989年之前与之后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口吻。这种评判价值的差落也是两个时代的差落，我们可以据此为线索来理解这段历史的变化，至少对于栗宪庭和王广义而言，“’85”是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其中包含着太多不切实际的虚幻色彩。问题可能也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出在这些“’85”的核心人物之后所做出的180度急掉头。如果把自己曾经所树立起来的价值颠覆掉，而又不给出一个更加令人折服的价值理由，那么前面所树立起来那个价值标准又是什么呢？难道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这使我不得不再次想起卡夫卡曾经说过的那段话：“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

　　卡夫卡的这段警句，是对当今中国艺术市场多么好的一种诠释。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市场，更不是反对经济社会。相反，我认为市场常常能够催生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正如经济社会能把我们从政治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越来越多的表达权力一样。西方的艺术史发展早就应验过这一点，往往是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艺术的蓬勃。但是，我反对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反对那种以价格指标来掩盖价值指标的作法，更反对用市场的包装来屏蔽精神内容的亏空。这就像费大为在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所策划的“’85新潮回顾展”，用富丽堂皇的阔气场面来支撑那个已经失落了的文化现场一样。如果重新回顾只是为了显示某种财富，而不是真正去逼近那个价值断裂的核心，于文化反思中提炼出一种不断值得后人汲取的历史教训。那么，即便再回顾一百次一千次，顶多也只能给那些行将冷却的灵魂抹上一点物质的颜色，涂上一点金钱的油彩，而终就无法找到那盏燃烧在历史深处的能量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