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当代性”等概念皆源自西方,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概念在西方自身批评语境下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而就这一系列历史概念本身来看,其各自背后都隐含着特定文化与精神信念肯定性的力量,而并非纯粹时间上的区分。“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但是,由于西方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美学现代性的独立致使艺术彻底精英化,变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后现代性”恰恰源于对“现代性”地反动或“现代性”自身内部的自我反驳,它是混杂的,承认人、社会自身的问题,充满怀疑,不排斥模糊性、矛盾性、复杂性和不一致性,自我与世界的界限取消,个体生命的个性与行为被重视。也就是说,后现代性文化是正视问题的文化。而“当代性”则用于界定当代文化状况的特性,它同样是对前两种文化特性地修正。与“现代性”对应的是现代艺术,与“后现代性”对应的是后现代艺术,而与“当代性”对应的则是当代艺术。相比较而言,“当代性”(当代艺术)更具有包容性和试验性。
近年来,“当代艺术”概念被中国的理论家、批评家愈来愈提得频繁。像高名潞“作为一般历史学的当代美术史”、王南溟“作为艺术史概念的‘当代艺术’”等的提法,都试图将“当代艺术”形态纳入历史学范畴探讨、试图赋予“当代艺术”以应有的史学地位。而在王南溟的理论体系中,对“当代艺术”概念地界定显得更为极端,他认为,不但现代艺术在今天的延续不能称为当代艺术,而且那些后现代阶段的艺术也不能称为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是对后现代艺术超越后的艺术。然而,无论是中国理论界对西方批评理论体系的迎合也好,还是对其持拒斥态度也好,一种事实是,中国的 “当代艺术”创造(更早的“现代艺术”创造)、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受西方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从一起步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尴尬处境最初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面临自身文化内部结构如何“当代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当代艺术国际化,即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当然,当前又得加上前代人与新一代人价值观念的剧烈碰撞问题。而相比较而言,当前的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而“当代艺术”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给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造成了很多认识上的盲点。
“当代艺术”形态比“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形态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提起当代艺术,任何一位艺术工作者都不能不同时提及艺术家、艺术作品、批评家、策展人、画廊、美术馆、艺术史等。因为,进入当代艺术形态,艺术创造不再是单个艺术家的特权,而涉及更为复杂的创作状况。虽然2007年批评家年会发出的“当代艺术意义再讨论”、 当代艺术文献展研讨会发起的 “如何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评判标准”的讨论以及青年批评者发起的“冲突与梦想”的讨论会对“新锐批评家的价值判断与取向”、“当代文化情境中的艺术与传媒”等问题地探讨等反应出了当代艺术理论界对当代艺术困境地反思和重视,但是从一系列讨论的无力来看,这一系列讨论从根本上更加明显的暴露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中国的当代艺术状况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其窘困状态。并且,这种困境会给年轻一代艺术工作者制造诸多压力。而对年轻艺术工作者当前的创作状况,有人抱悲观态度,有人抱乐观态度,也有人持保留态度,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不同的态度促成了多次征对年轻人的创作处境的焦点争论。而在所持不同的态度的人中,持中性态度的人显得更为冷静、理性,而在笔者看来中国当代艺术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冷静与理性态度。
一、可怕的不是市场、媒体,而是虚无、颓废的价值观念
受世界经济一体化地驱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愈来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伴随这一大的时代趋势,艺术市场也变得火爆起来。艺术市场火爆的现实在给艺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艺术创作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外画廊频频拍出天价,市场让中国的部分艺术家富了起来,而艺术家的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自身的创作提供更良好的环境,这应该得到肯定。而负面影响是,部分艺术家在市场上的成功形成了一种不良传统,即市场价格成为衡量艺术品价值的最根本指标,艺术“后生”以市场上一炮走红的“英雄”为榜样,而相反学术阐述被边缘化或干脆被剔除。而很多评论者的批评切入点也正好在后一方面,其认为是市场与媒体的力量使艺术的纯粹性受到损害,使批评家丧失话语权利,使学术边缘化。但问题是,市场与媒体力量的壮大是否必然会损害艺术纯粹性、剥夺批评家话语权、拒斥学术呢?回答是否定的。市场、媒体的影响是没有可能将一位真正具有职业操守的批评者的职业防线统统解除的。真正可怕的不是市场、媒体,而是艺术创造主体奉行虚无、颓废的价值观念,即“毫无历史记忆”、名利至上等的价值观念,因为市场、媒体力量的壮大从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促进当代艺术的传播速度和信息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