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的尺度, Story 2

　　Sol LeWitt在1967年发表的《论观念艺术》（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中做出以下评断并非偶然：“从事观念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的目标是让观者觉得其作品在精神层面上有趣，因此通常艺术家会希望作品在情感方面枯涩无味，若对作品抱有情感冲击的期待——人们在表现主义艺术中已经习惯如此——则会阻碍观者真正感知作品。”⑺1967年那个年代，将观念艺术与早已成为艺术表达滥调之词的表现主义式的宏大情感区分开来，可能看起来有某种基本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Sol LeWitt的论断仍然有些古怪和难以自圆其说：为什么观者就不可以觉得某个作品不仅精神层面上有趣，并且情感上打动了他？为什么“情感的冲击”一定会阻碍观者去真正感知作品的观念？也许情况恰恰相反：将情感充实到观念中去——或者说检验情感本身的观念性——事实上正使得作品精神上有趣？

　　两年后的1969年，LeWitt又在《艺术－语言》（Art-Language)的创刊号里发表了新的“艺术守则”——《观念艺术小论》（Sentences on Conceptual Art）。在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分析哲学马首是瞻的时期，他又出来反对一种对观念艺术纯粹理性的理解。“较之理性主义者，观念艺术家们更是神秘主义者。”在文章的前35句他大声疾呼：“他们跃进至逻辑无法达到的终点。"

　　暗示艺术家像某种萨满巫师的观念同样激发了艺术家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灵感，1967年他制作了一个蜗牛形状的霓虹灯标志以示讽刺，上书：“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的真理帮助世界。”神秘，但情感是枯涩的。然而瑙曼的嘲讽还不足以从内部引爆这一优雅的教义。能做到这一点的是荷兰作家Bas Jan Ader的若干作品，如他在1971年拍摄的一个短片《痛不欲语》（I’m too Sad to Tell You）。这是一部有关“无法言说”的电影：艺术家在电影中不停地哭着，静止的特写镜头，没有剪切和声音。他不是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而是看起来更像被深深的痛苦折磨。但观者无法找出因由：“痛不欲语”的意思只是我知道为什么就行了，就像James Roberts写的，他的悲伤“自有道理”⑼。Ader的一份策划笔记表明他曾考虑在电影里用上一句台词：“一想到我们将必然孤寂地死去，我的心就悲痛难忍。”⑽记录下这句话很重要，但他最终没有使用这句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