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鸿基的孙子卢家荪今年在北京代表外祖父领取了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谈起《苏军烈士纪念碑》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鸿基公他们那一代的老雕塑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艺术创作中
铜像落成后,卢鸿基和郭沫若摄影留念(1955年2月)
大连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雕像本版图片由卢家荪提供
海南 文化背影
百
年
见过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的人,一定会对那尊苏军战士铜像印象深刻。
纪念碑的作者就是卢鸿基。今年4月,这件里程碑式的作品,获得“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再次为雕塑家卢鸿基赢得美誉。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今年4月,文化部和住房建设部共同举办的“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评选揭晓。60件获奖作品中,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事件浓缩在一组组艺术高超的汉白玉浮雕中,成为新中国城市雕塑历史中的经典之作。同样,获奖作品《苏军烈士纪念碑》,将一段凝固的历史留在了国人的记忆中。
《苏军烈士纪念碑》的作者就是卢鸿基。
屹立的铜像,永恒的光荣
卢鸿基的孙子卢家荪,今年在北京代表外祖父领取了“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谈起《苏军烈士纪念碑》的创作,他说,“新中国成立后,鸿基公他们那一代的老雕塑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艺术创作中,创造了大批具有政治热情的作品,其中不乏有很高艺术性、成为那个时代坐标的代表作。”
1955年5月7日,新华通讯社为旅大市(现大连市)“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发布电文: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已经在最近全部落成。这个纪念塔是旅大市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为解放东北、解放旅大而光荣牺牲的苏军将士修建的。雕塑家卢鸿基和他的七个助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塑造了苏军战士保卫和平的英雄形象。
卢鸿基的女儿卢叶子告诉记者:“当年,参加铜像落成典礼的有一万多人,他们有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解放军驻旅顺口的部队、旅大市的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
见过苏军纪念碑的人,一定会对那尊苏军战士铜像印象深刻。
“苏军战士铜像高5米多,头戴钢盔,双手紧握苏式转盘冲锋枪,三枚勋章佩戴在胸前,显得高大威武。”卢叶子说,1953年春,为纪念苏联红军出兵抗日的史实,国务院决定在东北大连建立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有关方面原来准备请刘开渠主持设计制作。但此时,刘开渠正忙于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无暇受领新任务。刘开渠就推荐卢鸿基去承担这项工作。
卢鸿基来到大连,现场考察后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广场都需要有一座纪念碑,既可以填补广场南侧的空白,又与北侧的三座建筑形成一种呼应的美学关系。
就这样,在斯大林广场的南侧,一座恢弘壮观的纪念塔便矗立起来。人们远远就可以看到高耸的塔身,表面结构全部是青灰色和粉红色的花岗石。塔基正面是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郭沫若的题字:永恒的光荣。塔前站着一尊五米高的苏军烈士铜像,他手握冲锋枪作守卫状,高大英武。
坚持艺术规律,学术态度超然独立
在无数游人眼中,整座苏军烈士纪念碑最生动的部分,无疑就是屹立在碑前的烈士铜像。
卢家荪告诉记者,“这尊铜像不是想象出来的人物,而是从驻守在旅大的苏军部队里找来的战士作原型。”
由于思想观念不同,卢鸿基在修建纪念碑的工作中曾多次与别人发生观念上的冲突。
卢叶子说,“父亲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当时大连方面提出要尽快完成纪念碑的修建,而父亲则提出一系列慢工出细活的理由来反驳,要求对方放慢时限,他曾举例帝俄时代的彼得大帝骑马像,就是做了20年才完成。最终说服了对方。”
在艺术创作中,卢鸿基坚持艺术家的创作规律,敢于挑战行政领导的权威,在他的言语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流露出的自豪和快意,“使用模特儿(指用苏军战士为模特儿),大连方面是不同意的,甚至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但我却非要他们接受不可,结果我胜利了。”
卢鸿基请苏军做模特儿的要求,经交涉,苏军的一位将军愉快答应了。卢家荪说,“挑模特儿那天,鸿基公和郭沫若都到了场,苏军的那位将军派出十来名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苏军战士。鸿基公在队伍前走了几遍,最后停在一名苏军战士前说:‘就是他了。’”
在挑选使用模特儿的问题上,卢鸿基的坚持看似有些执拗,但却是一个艺术家尊重创作规律,合乎艺术要求之举。同时,也是他向传统人体观念的挑战。
卢鸿基曾在《美术上的现实主义: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而作》一文中谈到,“我有一个顽固的观点,即反对在造型艺术上塑造人物用拼凑的方法,认为这样是刻画不好人物的。即一个人物只能用一个模特儿,这样刻画的人物时才有个性,才活,才能避免兄弟姐妹的出乱……认为综合的人物形象的说法,只能用于文学,不能用于美术,因为美术的形象更具体而微。”
卢鸿基的学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对雕塑创作中典型的认识,卢先生不是突出共性的一般,而是强调个性这一个。先生不像有的人那样盲目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文艺学教科书,把文学的典型理论套用到美术上,无视文学形象和美术形象的区别,而是言之有据地批评雕塑家拼凑形象的方法,尽管是一家之言,却表现出超然独立的态度,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里程碑式作品,赢来巨大声誉
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曾听卢鸿基回忆当年雕塑铜像时的情景,“卢老和他的同事、学生,在广场上搭了个工棚,每次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天天如此。经过一年多的磨砺,这座纪念铜像于1955年5月才宣告落成。”
铜像落成后,郭沫若曾专程莅临观赏,他和卢鸿基一起摄影留念,并为烈士纪念像题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诗写到:“烈士挺身忘自我,中苏友谊永不磨。红旌到处解倒悬,万古云霄唱凯歌。”
《苏军烈士纪念碑》这件巨型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国内外为卢鸿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其实,在纪念碑落成之前,它就已经投入使用。据当时《旅大人民日报》记载,1955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率领全体慰问团成员,向苏军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纪念碑落成后,这里很快就成为大连这座城市的地标。
纪念碑的北侧是大连市政府所在地,南侧大部分是草坪和花坛,处在中间的纪念碑和铜像显得格外突出。卢家荪说,“逐渐地,纪念碑成为了情侣们约会的最佳地点。少男少女只要说到这里见面,一般不说斯大林广场,而是说铜像。铜像是最好找的地方,也是能让人们浪漫起来的地方。小伙子献给姑娘火红的玫瑰花,往往就被姑娘转手献给了铜像。”
生活在大连的许多人都忘不了这样一幕,“文革”中某一天,苏军烈士塔下来了一群红卫兵小将。他们中的几个人爬上铜像,用铁绳套住铜像头部,再用吊车拉,硬生生把铜像拉倒。然后把铜像的头摔碎,胸前的三枚勋章砸下……
197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修复铜像。大连红旗造船厂等20多个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很快找到铜像,恢复苏军烈士塔原貌。工人师傅用5个月时间,修复了苏军烈士铜像,让他在纪念碑前重新站了起来。然而,铜像胸前的勋章只找回一枚,另外两枚早已不知下落。
1999年4月,经外交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大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苏军烈士纪念碑迁址于旅顺苏军烈士陵园广场。
(上接B5版)
蜗牛爬墙,
也总留点痕迹
1950年12月,卢鸿基接到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兼雕塑系主任刘开渠的聘请,前往杭州出任该院雕塑系教授兼院刊《美术座谈》主编。
卢鸿基曾在《大公报》发表过“我爱中国”一文,非常真挚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我是一名雕塑工作者,我的健康也已大都恢复,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们服务的!我在工作上惰工得太长久了,十年的病榻生涯,我也觉得太不应该……有些师友们希望我在雕塑艺术方面出点力,尤其在理论与历史的方面整理些遗产。这是比创作还要艰巨的工作……我们弄艺术的,看到外国人著书,尤其是艺术史,总是不谈中国的,很不舒服;他们是外国立本,自高自傲……我们应该单独整理中国艺术史,就是说,凡是叙述世界目的的艺术史中应该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
1952年,因刘开渠院长带部分学生去北京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卢鸿基被指定为雕塑系代理系主任。卢叶子说,“上任伊始,父亲就对原有教学模式进行调整,参照苏联教学体系着手实行新的教学大纲。”
翌年,国务院决定在东北旅顺口(今大连市)建立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卢鸿基被定为该项目的主持负责人。
1955年,因为胡风事件,卢鸿基受到牵连,而被审查。
“父亲是勤奋的,治学是严谨的,同时也是顽强的。”卢叶子说,“解放前,受贫病交集之困,解放后,病虽好了,却又蒙政治之冤,受控几十年。父亲曾说,自1955年胡风事件后,我就抬不起头了,特别是文革以来,弄得我名誉扫地,到处受人指责。尽管如此,明知写的文章难以发表,他仍笔耕不停。”
在卢鸿基的《苦瓜棚札》自序中,不难体会个中滋味,“既然是臭知识分子,即使知少识浅也总算知识,要卖点知识的。于是光是下棋打扑克是不行的,还得写点东西,留点痕迹给下一辈。蜗牛爬墙,虽然辛苦,也总留点痕迹。”
椰姿胜过杨柳枝
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海南召开,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和卢老在会上相识。
那年,卢鸿基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其愉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大会结束后,他应邀为家乡的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做短期讲学。王春煜回忆,“当年,卢老年事已高,但在教学上仍一丝不苟,他给学生作‘美术欣赏’讲座,除通过我了解学生程度、兴趣外,还亲自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认真备课。由于他满腹经纶,说话风趣,在课堂上深受学生欢迎。”
王春煜说,卢老在校园招待所住定后,即让我陪他到附近的母校琼海中学(今海中)看看,追寻当年的足迹。他说,那时候离开海南去大陆读书,真不容易,他自己也是很艰难走过来的。
卢鸿基深爱着海南这片热土,无论他走到哪里,故乡的山川、历史、风俗,都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进入晚年,卢鸿基怀旧恋乡的感情越来越如醇酒一样浓厚。他在西子湖畔曾吟唱:“椰子槟榔别有姿,胜过江南杨柳枝。”真情意切,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