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花鸟画是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花鸟画描绘的对象,实际上不仅仅是花与鸟,而是泛指各种动植物。按传统的分法,可分成花卉、蔬果、翎毛、草虫、畜兽等类。中国花鸟画不是仅仅为了准确地描绘现实中的花卉禽鸟,而是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生物的审美关系,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中国花鸟画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从现存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来看,此时兽畜画已相当成熟。经五代直至清代,花鸟画与山水画一样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流,这在世界各民族同类题材的绘画中是不多见的。中国花鸟画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多种画法和艺术风格。概括说来可以分成工笔和写意两大类。从色彩上的差异,可以分成设色花鸟画、水墨花鸟画、泼墨花鸟画、白描花鸟画与没骨花鸟画等。
如同中国古代人物、山水画那样,花鸟画也有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传统,这就是以写生为基础,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为目的的传统。所谓写生,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客观的花鸟,而是要求在真实地描绘客观对象的同时能表现出花鸟的生命力及其各不相同的特性。所谓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就是强调要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突出的表现,如元代画梅名家王冕,他画的梅花充满生气,清新可爱,而且具有鲜明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特点。他的《墨梅图》的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表明了他在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年代里,不甘心受民族压迫、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政治态度和他自己的抱负。
当然,中国古代花鸟画的这种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艺术传统,是逐步形成的。如同中国古代山水画那样,某一时期更多的强调写生,抒情、言志的成分并不明显,有时则更多地强调抒情、言志,尤其是当明代以徐渭为代表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兴起之后,中国花鸟画在造型上就不再拘泥于物象的形似,甚至追求“不似之似”与“似与不似之间”,以便更好地抒情、言志,同时体现画家自己的艺术个性。前者可以宋代的花鸟画作实例,后者则以明、清水墨写意花鸟画为代表。
宋代是中国花鸟画繁荣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流,是强调写生,而且追求细节的真实。宋徽宗赵佶控制宫廷画院的时候,要求画院的画家研究孔雀升墩是先抬左脚还是右脚,画不同时间的月季花要画出花蕊、叶子的不同变化。现存的崔白的《寒雀图》、李嵩的《花篮图》、佚名的《出水芙蓉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崔白的《寒雀图》描写隆冬时节一群吱吱喳喳的麻雀,依然在叶子已经落尽的老树枝头鸣跳嬉戏,它们情态各异,充满活力,画出了麻雀好动的特性。同时,画家运用对比、变换等形式美法则,如老树干的横斜平直与麻雀形体的浑圆柔润、直与曲等对比,使作品更具有艺术魅力。
李嵩的《花篮图》,画幅虽小(19.2×26.1厘米),但以极其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花篮中的茶花、蜀葵、萱草等一组花卉,不仅形似,而且极富生命力。
佚名的《出水芙蓉图》,画幅也很小(23.8×25.1厘米),但画得十分精致生动,而且是用没骨画法(指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色彩描绘物象),整个画面似全用色彩画成,不见墨线的痕迹。浅粉色的花瓣,嫩黄的花蕊,似乎还带着拂晓时的露珠,那种一尘不染、雅洁妩媚的花姿,正值花苞初放的最佳时刻。它突出地表现了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这是宋人花卉小品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与宋代的强调写生的花鸟画相比,明、清两代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中国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完全成熟,归功于明代著名画家徐渭与陈淳,特别是徐渭,他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他融合前人的简笔、泼墨、写意之法,结合写生,加以革新创造,形成了不求形似,不拘成法,强调抒情言志的水墨大写意画风。现存的徐渭的《杂花图卷》是这种画风的代表作。全画由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葡萄、芭蕉和梅、竹、水仙等十一个部分组成。它在气势上是全画一气呵成,在对物象的描绘上则是表现得丝丝入扣。在水墨的浓淡变化之中,给人以苍劲雄健、墨气淋漓之感。徐渭的这种画风,对后世大写意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如朱耷、石涛、郑燮等,继承和发扬了徐渭所奠定的水墨大写意画传统,就很有代表性。
朱耷是清初著名画家,他是明代皇室的后裔,明亡后,他为了逃避政治上的迫害和表示对清代统治者的仇视,出家当了和尚,别号“八大山人”。他的这种政治态度,使他的绘画作品具有强烈的借物抒情的特点。他的《荷花水禽图》,画面上孤石倒立,残荷斜挂,一只缩着脖子、好像瞪着白眼的水鸟孤零零地蹲在石头顶上,显得极其冷落孤僻,很像是画家的自我写照。全画笔墨简练,画中大片空白更增强了作品悲凉的气氛,正如古人所说的“无画处皆成妙境”。
郑燮号板桥,是清代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擅画兰、竹。中国古代许多文人画家都喜欢画竹,因竹子的笔直有节和竹心的虚空,使他们联系到人的气节和虚心,竹子与梅花、兰花、菊花被古代文人画家誉为“四君子”,并且不厌其烦地加以描绘。郑燮画竹除受前代画家影响,更注重实际观察,往往触景生情,“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故能别出新意。他的《丛竹图》写一丛墨竹,老干新篁,浓淡相间,重叠错落,疏密有致,劲拔挺秀,老嫩分明。又自作长题于竹枝之间,别有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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