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承受苦难是一回事,在生活中面对那些表现苦难的照片则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并不一定能增强他人的良知和同情他人的能力,相反,有时它还会破坏这些美好的情感。一个人只要看过一次这种照片,他就会看到更多——而且会越来越多。照片能刺穿人的内心,也能使人麻木。通过照片获得对事件的了解毫无疑问比从未看过有关这一事件的照片更真实——想想越南战争吧。但是,如果一次事件过度地通过照片曝光,那么它的真实程度很可能会降低。
无论是反映邪恶罪行的照片,还是反映淫秽事物的照片、上面的法则都同样适用。表现暴行的照片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将会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多而逐渐减弱,正如一个人在第一次看黄色影片时所感受到的惊异与想入非非,会随着他观看更多类似的影片而慢慢消失。那种令我们感到气愤、痛心的禁忌感,并不比那种强加给我们对淫秽的定义的禁忌感更强烈。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涌现的大量关于不幸灾难和社会不公的照片,使每个人都对残暴行为有了某种程度的熟悉,这就使得原本很可怕的事情在人们的眼中变得更平常、更遥远(“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更司空见惯。有关纳粹集中营的第一批照片最初出现时,并未给人以平庸乏味之感。三十年快要过去了,我们对这类照片的需求可能已接近饱和状态。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公益”照片在唤醒人们的良知的同时,也造成了良知的泯灭。
照片的道德内容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如纳粹集中营和越南战争的照片),大部分照片都丧失了它们最初的感情分量。一张拍摄于1900年因被摄对象选择得当而在当时造成影响的照片,今天可能更加使入动容,因为它拍摄于1900年。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绪会磨灭一些照片独有的特色和作者的创意。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学上的距离感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观看照片时的体验的一部分。时间最终会把大多数照片——甚至包括那些业余水平的照片 ——定位在艺术这一水准上。
摄影的“工业化”使得这一行业迅速融入各种理性的 ——即政府的——社会运转方式中。照片已不再是仅供观赏的玩物,它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一块点金石,它是对“现实主义”还原性方法的肯定。照片被一些重要的权力机构—— 尤其是家庭和警察局——用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或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在世界各地的政府档案记录中,许多重要文件假如上面没有贴公民的免冠照片,便会被认定为无效。
与政府机构的办事作风相一致的“现实主义”世界观,把知识重新诠释为技术和信息。照片的价值体现在它能传递信息,能向人们显示事实中存在的事物,是对事物的概括。实际上,照片的信息价值只受到警察、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重视,在其他人眼中,它的这一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文化历史上出现了人人都有权知道“新闻”的思潮时,照片的信息价值才开始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照片被看作是那些不愿阅读文字的人获取信息的手段。《每日新闻》仍旧称自己为“纽约的图片报纸”,试图把自己定位为平民报纸。《社会》的风格与《每日新闻》截然相反,这份专为熟谙时事的知识型读者设计的报纸上从来没刊登过一张照片。它的读者认为,照片无非是对文章内容的插图性解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