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青:
后殖民和我的体验中间有一个距离,现在所说的后殖民只是一个理论框架。萨拉教授所谓的后殖民是一个建立在中东地理的概念上,霍米巴巴更多是建立在印度的理念上,中国现在缺的是理论架构,可以说没有一个理论平台。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相对而言又是比较特殊的选择,我们没有这种理论框架,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把现象转化成作品,作为你观察的基点和出发点。
高士明:
昨天在北大的讨论会上,翻译Mark Nash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感想,他担心我们在跟各种理论、意识形态说再见的时候,会不会又回到了现代主义的美学时期,或者是个体主义的道路上去。卢杰甚至对“八五思潮”的展览方式也有他的看法,卢杰能否谈一下。
卢杰:
我对任何事情都有意见,你把我的话曲解了,我很惨。就像刚才聊天时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谈,实际就像跟说再见一样,我是问你待会儿我们怎么谈,不是说不能谈,你的理解经常是错误的。
我旁边的国际艺术家老在问,到底怎么切入,通过声音还是影像,我是比较质疑的。杨诘苍认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某个特别有意义的地区--珠三角,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做好,我也是质疑的。
我希望这个展览失败掉,这必须解释清楚。首先无论这个三年展怎么做,对王馆长来说是肯定成功的。这里涉及到大家刚才聊的话题,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出现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是在广州出现三年展?这个问题不是孤立性的,也不是出于行政的考虑或者人脉关系,而是中国现在自然而然的会有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我希望它失败,我们整天在谈论策展人和艺术家合作的问题,我们在讨论大展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所有大展的主办方都想成功,所有参加大展的艺术家都希望把作品做好,而最后往往是作品都做好了,展览也都成功了,但是整个的事情是失败的。
你们这次的展览会很失败,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打开艺术家和策展人两者合作关系的展览。这就回应了前面的主张,要不断的开会,不断的一站一站做演讲,提出问题,不是所有的展览都这么做吗?我认为不一样,提问也不能是一种形式的提问,这里面能够打开一种真正产生关系的可能性。最后,可能会真正呈现出你们三个策展人在职业、性格、年龄段的巨大差异,使它极其矛盾。它不是个人矛盾,带动的是你们所关联的不同思潮、不同实践,如果最后能够碰撞到非常剧烈、非常透彻,肯定这个展览在全球语境里也是很成功的。
具体展开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语境,鲁炎说到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剧烈的分野,80年代具有自主性,90年代是在后殖民的阴影里面,而90年代的艺术家又提出一个不同与前者的目标,相反他们也是在追求自主性,两者都对。可是殖民与被殖民和自我殖民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我们今天过分强调中国有没有被殖民过,或者谁有做过策展的经验,这样有点老生常谈。今天的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艺术家太厌倦这些大展了,我们策展人也很厌倦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关系,作品原创和阐释的关系。如果这次作品做得很失败的话,充分地把这里面的矛盾在中国这个独特的语境里展现出来,或许这次展览就具有了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