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年展流动论坛：艺术家提问演习, Story 8

　　邱志杰：

　　我很幸运已经提前在杭州的讲座上听到了萨拉教授的观点，他那个模型大概是一种个人自觉的态度，这可以当作他的一个建设性的提议。这些后殖民理论，它提供给我们一堆问题，一堆意向。我在萨拉教授身上已经看到了一些答案，但是高士明和张颂仁想给我们新的意向、新的工具、新的问题，我私下听他们展示过。比如说他们讨论过桃花源的意向不能代替香格里拉的意向，好像现在是时候把这些问题摊出来了，这样艺术家可能会更积极的参与。

　　高士明：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先让艺术家把他们的想法、问题或者评论谈出来。

　　秦思源：

　　可能艺术家并不想提问题，而像杨诘苍所说的，一个展览最重要的方面，是一个策划人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这种框架是不是更重要的呢?

　　杨诘苍：

　　现在这个船已经很沉重了，这个题目在珠三角地区提出来是非常成熟的，而且牵扯的问题也没完没了。我更喜欢关注小的问题，因为小的问题才是把握大概念的钥匙。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去交流，这样可能会交流出一些东西，如果再这样谈下去的话，可能这个船会压得更沉。

　　隋建国：

　　其实从70年代开始，中国艺术家就开始说“不”了。那个年代是对意识形态说“不”，是因为那时候意识形态太局限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放了，这种对抗性慢慢走向外部。现在对一方面说“不”的时候，其实又接受了另一方面。大卫刚才提问这个命题是从哪儿来的，哪本书、哪部电影、哪首诗歌等等。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没有什么思想是凭空而来的，要不然你就只能回到古代寻找资源。所有艺术家和批评家都生活在这些文化的交缠当中，理也理不清，既然话说出来了，要有一个立场，幕拉开了，大家就要表演一下看看。

　　布鲁斯：

　　我刚才听了艺术家的陈述以后有一点很困惑，本来抛出这个命题就已经是完成的形式了，作为策展人在信息选择过程中肯定有一些遗漏，你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可能不是你原来想要的，别人的理解也可能和你们的原意有差别。

　　高士明：

　　汪建伟提出了关于开放性的问题，我们策展团提出的这个开放性应该如何执行，我们怎么样和艺术家一起工作，怎么样在策展层面上和艺术家的创作层面上一起工作。其实无论是谈理论问题也好，谈跟话语告别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给艺术家减负，所以针对这个起点，我们希望后面的工作更加具体，包括杨诘苍所说的去艺术家工作室交流。但是整个策展的手法和程序，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展览之前，通过跟艺术家的交流制定出不同的艺术计划，然后我们再一起打开一些空间，这些空间或许是后殖民话语系统所覆盖不了的又或者是在后殖民的边际之外的，也可能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神经末梢，它的微妙性、复杂性使它远远超出了阶级、性别、种族这么粗糙的定义。

　　我们希望能够在呈现后殖民这一套大的文化叙事之后，我们还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现在存在的，但是被后殖民话语所遗漏的部分。其二是可能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那部分。我们希望和艺术家有密切的合作，把这些东西发掘出来。这个方式当然是希望艺术家们和我们共同建立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动态的。我们整个策展的想法没有完全成型，我们希望在跟艺术家的交流过程中来共同完成这个动态的计划。

　　这个讨论会拉的很长，从今年11月启动，到明年9月份开幕之前，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就是想要和艺术家共同工作，这并不是表一个姿态，而是真的希望跟艺术家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一起有所发现。

　　布鲁斯：

　　我想知道有没有某种具体的模式，比如说视觉的因素或者声音的因素要加进去，我想听一些具体模式。

　　萨拉：

　　感谢您的问题。布鲁斯想知道在策展开始是哪些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启发我们想到这个话题并提出来，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自己也曾经问过高士明、问过张颂仁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策划这个展览之初，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或者特定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一种直观或者观念性的印象，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成型的，还有待进一步在过程当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修正，有可能需要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然后再决定。

　　这是一个把不同人的声音和批评意见加在一起不断改进成型的过程。就策展方面来讲，我们想寻找的是在中国对后殖民主义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看法，跟世界其他地区对后殖民的看法不一样，特别是在西方，后殖民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词带有积极意义。在中国后殖民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观点呢?以这个为切入点我开始了更复杂的研究，开始探讨中国的历史，中国到底有没有被殖民过，或者殖民中国的到底是西方的殖民力量，还是中国自己的自我殖民，很多中国学者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另外，在广州和上海我们都进行了很多讨论会，收集了很多数据，看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进一步的成型，第二阶段也就是明年4月份的研讨会，那时候会更加清晰。

　　说到艺术实践，如果艺术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形式，那么艺术实践创作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或者是什么样的思想呢?我在前几次讲座当中提到一种说法，通过视觉去思思考，视觉在整个项目里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布鲁斯：

　　现在整个艺术市场对艺术创作有很多影响，策展团队想通过这个展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你们具体想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萨拉：

　　国际大展现在面临一些困境，它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艺术制造。在中国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意识形态一直在影响着艺术实践，我们在这个潮流中反复看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去制造一种非意识形态的艺术空间，让艺术复兴，超出意识形态的约束。

　　否定意识形态变成一种观念上的否定，这可能是这个展览的出发点。今天发的问卷，它是带有一点讽刺性在里面的，因为它在否定社会学方法论的同时也在使用社会学的一些做法。但是可能真的有点要把艺术空间清理掉的预感，影响创作的因素已经太多了，比如说存在着一些思维的定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清理的过程。

　　在上海很多人问你们究竟不赞成什么，究竟赞成什么。如果一旦这个问题澄清了之后，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了，艺术家会不会按我们的想法做出我们想要的艺术作品，这又是另外一个陷阱，大家掉进去。就好像展览的否定主题，我们否定之后又慢慢的拿出一个新命题，艺术家必须根据这个做出回应。这是一个很难的任务，要把意识形态从里面取出来，重新强调视觉的作用。刚谈到了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关系，就我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策展人成为一个展览的创造者，这两方联合起来做展览是一个很吓人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应该给艺术家最大的独立，现在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大，有时候这两者走得太近了，有的展览简直是策展人也在创造一些艺术作品。

　　张颂仁：

　　年青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考虑到什么问题或者回避什么问题呢?

　　刘韡：

　　刚才讲了市场的影响，包括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关于市场的问题。市场介入到艺术里面去以后，可能现在看不到它有什么好处，更多的是一些坏处，但我认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把艺术变成了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不是凭空去想的。再返回看80年代创作、90年代的创作，哪个是后殖民的问题。我是在90年代末开始艺术创作的，那时候我们的看法是，我们不能进入这个话语系统，我们需要改变，在另外一个话语系统里说话。80年代的艺术家他们有很多的激情、很多的勇气、很多的叛逆精神，但他们开拓的空间仍然是一个很空的制度，没有一个很实在的东西。现在的艺术家一出来就直接进入市场，面对一个坐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它特别真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高士明：

　　刘伟的观点已经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问题。因为无论是殖民还是后殖民，市场都有最强力的媒介和空间。我记得看到过你和蒋志、楚云他们的一个对话，你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社会构建这个问题。还要再解释一下，刚才萨拉说意识形态的时候，他指的不是以前说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是后殖民主义这套限定创作思想的制度，这是新的意识形态。

　　秦思源：

　　石青最近的作品和后殖民主义有一定的关系。我想问石青，你的作品跟后殖民是体验之内的关系，还是体验之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