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年展流动论坛：艺术家提问演习, Story 10

　　杨诘苍：

　　提出一个关于策展人的正确性问题，我是比较怀疑这样的做法。刚才卢杰提到希望这届展览失败掉，我认为如果这一届的展览是在文献展上或者是在20年前的篷皮杜出现，这种失败反而是更有意义的。现在这些国际展览的策划人权利那么大，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展览失败了反而是有意思的，是划时代的。我们不能忽视某个展览原来的身份和地缘性。广州三年展如果失败就会很危险，因为现在坏的双年展太多了，我希望广州三年展这种新生力量要更有张力。事实上海外知道上海双年展的人要比知道广州三年展的人还多，可是广州三年展又比上海双年展更有意思。所以现在用什么方式来呈现，是要和地缘结合起来讨论的。

　　高士明：

　　他说的做坏，也就是说做得有意思。

　　肖鲁：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想做坏的前提就是有一帮人非常想把展览做好。“89现代艺术大展”等于策展人失控了，控制不了展览的局面了，因为策展人不知道游戏规则，当时策展人很不专业，艺术家也不懂规则。在游戏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意外，它有一种特定的偶然性，如果把所有前提都设定好就不可能产生偶然性。你们这个展览有一个平台，能够让艺术家充分把自己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平台上互相尊重、互相给予一些空间，让艺术家把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至于做好做坏，有时候要有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卢杰：

　　刚才有一个重要的点可能没谈，只谈了后殖民与艺术家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提问演习，在座的艺术家谁的作品和后殖民有关系或者谁的作品和后殖民没有关系，我敢说在座的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和后殖民有关系，也可以说都没关系。这个语境的呈现是极其有意思的，谁的作品都能感觉到和后殖民有关系，但同时又觉得没有关系。我想挑战一下高士明，你这个“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欲望是理论上的水到渠成，还是一种策展策略。你把这样一个全球问题转换为局部问题，或者反过来把局部问题转化成全球问题，这个时候策展策略的可能性占多大。我的下一个疑问是，那种解读真的不好吗?其实那种解读里面中国的语境特点长期存在，就是在恢复的一个自信心。这个自信心是我被你殖民了怎么着，还不知道谁殖民谁呢，你给我定界，还不知道谁给谁定界。中国艺术家已经在考虑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理解的市场艺术，或者称为视觉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国在走一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

　　后殖民话语跟市场的关系，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们既是向后殖民说再见，又是再次拥抱，所以最后肯定会紊乱，肯定会很矛盾。无论三位策展人怎么解释“说再见”、“暧昧拥抱”、“花钱不花钱”等等这些问题，讨论是必须的，但不是本质。本质是既然会在这里发生，我们就期待着。

　　高士明：

　　目前来说这是最有力的挑战和提问。卢杰自己部分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还是尝试用我的方式回答一下。我们在中国提出“与后殖民说再见”的问题到底是理论上的水到渠成还是作为一种策展策略。首先这个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我同意艺术家们的看法。也就是说策展不是为了解构策展而是为了解决策展问题，策展是为了影响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策展人内部会存在争执。萨拉教授是从理论角度讨论的，他认为应该再一次见面、应该再出发。我和张颂仁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我认为通过这个策展策略，通过这个议题，恰恰可以使我们跟艺术家一起把中国的现实理清。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把一个西方的或者一个大范围的东西搬到中国这个小的局部，然后把这个局部放大到世界。这个问题我承认，我们就是把一个大范围的东西拿到局部来检验，没有必要说得那么含混。比如你说老隋所有的作品都跟后殖民有关，也都跟后殖民无关，这个说法我很怀疑，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表述方式我很怀疑。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把全局性的问题拿到局部上进行检验，这是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把中国现在的现实整理清楚。这个现实并不是针对中国有没有殖民或者有没有后殖民。我刚才提了一句，中国的殖民和后殖民可能是交叉在一起的，水乳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个时候很难说清楚是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后殖民，因为它在这里已经扎根了，这个东西是我们针对现实考察的结果。

　　从策展策略上来说，就我个人而言，是来自对于现状的一种不满。这种不满既来自于策展界虚假的代表制度，这个代表制度并不像后殖民理论家们讨论的那样“我们总是被表述”，也是对一种被夸张化、表演化的他者现象的不满。某种意义上来说殖民主义从来都是勾连自我殖民，这个自我殖民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表演项目的时候，成为可以利用资源的时候，可能构成的是一种自我殖民甚至是自我欺骗。

　　你刚才说的市场问题，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为什么不能特别学术的讨论市场问题，因为这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最大现实。前些年如果想看到新的艺术趋向，我们需要去看各种各样的双年展和其他大展。现在我们发现市场本身具有巨大的传导力，不是站在台后而是站在台前。某种意义上拍卖场现在正在成为第一现场，不仅仅是销售的第一市场，而且也成为创作的第一现场。据我所知，亚洲已经有几家是由策展人在做拍卖，而且是有学术质量的拍卖，这种情况下事情变得非常复杂，这个复杂性已经超出了后殖民主义的框架。我们之所以要跟后殖民说再见，首先因为这个框架太粗糙了。它用三位一体的话语，用阶级性、用种族话语讨论他者和自我的问题太粗糙，因为我们有更加细腻的东西在浮现。卢杰强调在今天所有的问题都被转移了，我强调的是今天这个网本身是一个非常不严密的网，它遗漏了大部分值得考察、值得思考的现实。

　　卢杰：

　　这届的选题对西方可能是在送行，是在再见，所以会产生很多歧义，会产生很多拒绝。对中国而言则是第一次真正的把后殖民话语提出来，所以对中国可能是一次真正的到达，而不是送行。在这里面西方和中国两者的辩证关系再一次被展开了，这两者展开的层面上就大有文章可做。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正因为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所以才比较牛，比较有意思。多年以来，后殖民这个东西已经无所不在了，它已经成为展览制度的一个可分享和再重新分配的框架。对于萨拉教授来说，“与后殖民说再见”不是展览的主题，是思考的一个出发点。后殖民这个境遇一直存在，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的地方刚刚开始，有的地方可能已经彻底终结了。但是作为策展话题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很疲惫，在西方很疲惫的后殖民话语，如果拿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来做可能还是非常牛。

　　秦思源：

　　现在请王璜生馆长做一个总结发言。

　　王璜生：

　　不是总结，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说几句，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三年展问题很多，但是又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广东美术馆在广州三年展的策划工作方面是持开放态度的，不断地跟策展人进行交流，在确定选题方面我们也是通过多方交流、选择、咨询，然后慢慢地归拢。这一届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我们在跟三位策展人不断的沟通中，思考了很多新的问题，将一些思想不断的深入，不断的进行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这次的流动论坛从杭州、上海到北京，跟很多学者、艺术家进行交流。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大家都很关注广州三年展，我对大家的关怀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大家参加今天下午的研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