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年展流动论坛：艺术家提问演习, Story 7

　　大卫：

　　为什么提“与后殖民说再见”这样一个命题，据我了解可能和萨拉教授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收到这封信时这个框架已经定了。我要向张颂仁和高士明提一个问题，你们当时在看什么书、看什么作品，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们会提出“与后殖民说再见”?

　　高士明：

　　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艺术家都提到了，为什么要在中国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从广州、杭州到上海再到北京我们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第一，这涉及到几个层面，中国到底有没有殖民问题，按照官方说法我们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要区分清楚它作为一个政治史上的说辞和作为社会文化的状况，这之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政治史上不存在殖民问题，那么在文化上、思想方式上、语言表达上是不是存在殖民问题呢?最早我们和萨拉在伦敦的时候谈到艺术家都有一个耳语的艺术史，在上海我们问艺术家，你一直较劲的那些艺术家，你一直拿他们当参照标准的艺术家是谁，这些问题一谈清楚我们就能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殖民主义。我相信博伊斯一定在邱志杰的名单里，当然邱志杰算是装备比较齐全的，还有禅宗和孙悟空。

　　谈到为什么我们策展组对后殖民主义会反感。艺术家说的没错，是出于我对策展领域某一种实践的反感，也出于对艺术创作领域某一种现实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点都不需要忌讳，在我们说否定的单元里其实已经包含这些对象。后殖民问题在策展领域存在着，它的主要恶果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把所谓的论证缩短了，直接到达我们要争论的点上。后殖民曾经是批判性的这些话语，这些问题，性别、种族、阶级这三位一体的问题，在差不多20年以来，它有一个保卫者，它逐渐构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是被保卫起来的，这个保卫者就是政治的正确性。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反感，在策展的层面它形成在国际大展里面，我把这个称作是“虚假的代言者”，在艺术家创作层面，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牌。

　　大卫：

　　到底有哪些电影、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在影响着你们的思考?我还是想在基于美学体验的层次来思考，你们是怎么形成这样一个主题的?

　　高士明：

　　这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为什么烦，我们到底烦什么东西，到底对哪些东西不满意，这个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我们提出这个主题之后，马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也证明了我们所反感的这个东西仍旧在大行其道，仍旧在继续。今年欧洲做的几个大展，证明了我们“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话语中所表达的那种让人反感的东西。

　　杨诘苍：

　　我要提一个建议，提问题应该是展览以后。现在离展览开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还在提问题我觉得下面会很麻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是在“侵略”世界，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已经很深入，而且对于欧美的渗透也非常深入，南亚这一块，基本是稳定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实际上是最大的殖民国家。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去讨论，在目前短短几个月的情况下，这个展览最重要的法宝就是艺术家。如果艺术家这一块能稳住了，你们展览的这个问题会很容易解决。现在整个世界的局面你们都看到了，个体在缺席，艺术在往后退落。很多大的双年展、国际展，呈现的只是策划人一个人的作品，艺术家变成了他们的材料，这是一种倒退。在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个体缺席，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个体缺席的国际背景下，如果我们这个展览能够体现一种反动力量，可以说是一种对于人性化的更多考量的话，可能会更有建设性。

　　郭晓彦：

　　刚才有人谈到了经验问题。经验不仅仅是可操作的，经验是有体验的，而且可以是共同的体验。刚才大卫讲到了体验的维度，什么样的文本、什么样的图像是我们体验到的。

　　汪建伟：

　　后殖民这个提法，一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层面上的意义，一个是外部层面。从广义上讲，还有一个内容层面的问题。殖民是一个他者化的问题，存不存在内部层面的问题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离开外部的影响，我们是不是活的非常纯洁呢?这个一直没有引入讨论。第二我们现在在理论架构下谈后殖民主义，但是日常深入中的他者化倾向非常厉害。这种他者化倾向导致了集体主义完全失语，而且这种失语非常焦虑。现在有时候一谈问题就发现两种最大的焦虑，一个是西方的焦虑，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焦虑。这两个焦虑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了。如果你们要谈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第二，刚才我非常注意听萨拉教授在讲，这次他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命题，让所有艺术家讨论这个命题。萨拉给出的是一个框架，给了一个开放的可能性。我的问题是，开放的可能性如何被分享?前几年在日本的一个讨论会上，也是我跟萨拉第一次认识的场合，这个讨论会把全世界各种不同学科的人集中在一起。我参加过两次这样的会议，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主题是谈这种可能性产生的地带，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确定在不确定性的地带，也就是我们谈的关系位置的地带。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学科里都把这个不确定性的地带当成可能性最大产生的地带。但是我觉得一旦使用他学科的经验谈论另外一个学科的时候，马上会回到另一个学科非常确定的经验上。这样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分享。作为一个展览来讲，不光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这就是我担心的第二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我的疑问。

　　王鲁炎：

　　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对西方后殖民说再见，完全取决于西方后殖民是否愿意对中国当代艺术说再见。有证据表明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殖民，非但没有减弱，而且在逐步加强，几近疯狂。说再见的时间和趋势远远还没有被我们观察到。殖民永远是强势对弱势的殖民，反抗永远是弱势对强势的反抗，这一点从来没有错过。从殖民这一方角度来讲，什么时候殖民，用什么方式殖民，什么时候对殖民方说再见，完全由强势一方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中国90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是严格按照西方后殖民的价值取向发展的，我指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主流的价值标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当代艺术把西方的当代艺术模仿了一遍，但是整体上还是为了本土文化繁荣，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还没有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家那时也没有市场和寻求展览的机会，到9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了。问题在于西方后殖民的价值取向，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当代艺术标准，既社会主义符号化、意识形态和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凡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当代艺术都称为西方后殖民的对象，中国当代艺术则被边缘化。在后殖民语境里中国当代艺术主流价值标准的独立性，包括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独立的实践都受到了西方后殖民的冲击，在这个方面，我理解这是广州三年展为什么提出“与后殖民说再见”的理由。

　　我认为西方后殖民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它对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在90年代以后的迅猛发展也是完全依靠了西方后殖民力量，所谓西方后殖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双刃剑。所以我认为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在说对西方后殖民说再见的时候，似乎既对西方后殖民中的问题说再见，同时也是对西方后殖民当中的积极因素说再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广州三年展策展委员会加以考虑的。

　　高士明：

　　西方后殖民这个说法是一个事实。西方后殖民在西方是以反西方和分解西方的态度存在的，也就是是作为非西方话语而存在的一部分。但是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里，相当多的人是在接受后殖民话语或者说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登陆某种意义上具有一个暧昧的身份，有两重性。这个双重身份在中国的语境里特别有意思。

　　萨拉在广东的讲座引用了伯克利大学某教授的一句话“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在今天变成了一个现实。某种意义上所谓的西方、非西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里面，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是水乳交融的。并不是先有殖民后有后殖民，在中国登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说不清楚到底是殖民还是后殖民，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