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摄影到后摄影：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摄影

　　尽管《来自中国的摄影：1934-2008》以1934年为开始，但我更愿意把1926年看作认识这70多年中国摄影发展的起点。1926年，一份名叫《良友》(Young Companion Pictorial)的大型画报在上海创刊。这个刊物的出现，可以视为现代性在中国近代视觉文化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这本结束于1946年(实际上结束于1941年，后于1946年复刊但只出版一期就停刊)的大型画报，给新闻报道摄影(photojournalism)、艺术摄影(art photography)、海外摄影等提供了许多版面。庄学本，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1936年，沙飞因在《良友》上发表悼念伟大的文学家鲁迅逝世活动的新闻照片，而被他所在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勒令退学。这成为左翼青年沙飞投向中共的契机。由此可以看出，近代城市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经给了当时的年轻摄影家以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

　　在当时，除了新闻报道摄影以外，通过摄影社团、展览与大众传播媒介，也有一些艺术摄影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主要是由一些业余摄影爱好者来承担。他们多为医生、大学教授与媒体工作者。不过他们的艺术趣味更多地停留在画意摄影(pictorialism)的范畴，主题大多局限于风景摄影与静物小品摄影。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勃兴于两次世界大战间(inter-wars)的西方现代主义摄影观念没有获得在中国充分扩张的机会。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对欧美的现代主义摄影产生共鸣，如吴印咸(后来去了延安，为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拍摄了大量照片)、张印泉等。当时的画意摄影更多的是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人画情趣直接延伸到了印相纸上。晓风残月、良辰美景、仍然是中国画意摄影家们比较集中的主题。而他们同时也把这种追求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也许是真实的想法，因为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强调摄影的民族性，反映出摄影家的身份认同危机。而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就只有新闻报道才有用武之地。沙飞就在这个背景下加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去参加抗日宣传了。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整个1950与1960年代，中国摄影的生存发展主要被限定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新闻摄影。新闻摄影只能进行正面宣传，而且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而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graphy)则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另一个则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艺术”摄影。奇怪的是，代表旧时代的文人趣味的吟风弄月的摄影风格仍然能够以“艺术”摄影的名义延续下来。因为歌颂祖国河山的风景摄影有助于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但因为并不直接表现革命后的社会变化，因此处于边缘位置。革命后的中国“艺术”摄影的主要任务是表现新社会带来的变化。正如于1958年创刊的《大众摄影》(Popular Photography)杂志创刊号上的石少华(后来成为新华社社长)的文章所说，摄影的方向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摄影必须以新的社会主体“工农兵”为主要表现对象，二是“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重要性。于是，“艺术”摄影的表现内容就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任务。一，塑造新的社会主体形象;二，表现对工业化的憧憬，也就是对现代化的向往;三，宣扬集体主义价值观。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其实，1950年代确立的摄影观念与手法，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官方媒介上的主流。这种有着乌托邦气息的宣传照片，在影响人们对自身社会的理解的同时，也经过时间的作用，有时在缺乏历史警惕的人那里成为一种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