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摄影到后摄影：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摄影, Story 3

　　1976年4月期间，伴随悼念周恩来而出现的群众运动的，还有大批民众对于这个运动的自发的摄影记录。这预示人们对于官方宣传摄影的唾弃与不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整个社会不可扭转地向开放倾斜。1979年出现在北京的“四月影会”，是后毛泽东时代民间摄影组织争取创作自由的最早努力。而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摄影群体热(陕西群体、上海“北河盟”沙龙、北京“裂变”群体、厦门“五个一”群体等)，更表明追求创作自由的努力已经是全国性现象。而纪实摄影，则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于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初显端倪并在1990年代中期左右形成规模，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一个重要现象。

　　这些纪实摄影家们，在题材上打破官方设定的禁忌，将以前得不到关注的社会各方与他们的生存境遇，收入镜头，努力反映社会底层生活。他们的摄影，不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而是从个人的感受与立场出发记录社会变动。同时，也有一些摄影家开始注意到纪实摄影的个人风格，令纪实摄影出现更丰富的面貌。代表性人物有吕楠、张新民、侯登科、姜健、杨延康、吴家林、周海、陆元敏等。进入1990年代后期，商业因素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介入，一度兴盛的纪实摄影的发表空间受到挤压，没有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而许多人开始在能够体现个人兴趣的艺术摄影方面探索，传统的纪实摄影也出现了向具有个人视角的“新纪实”的转化。代表性人物有张海儿、刘铮、邵译农与慕辰、曾翰、黎朗、颜长江、渠岩、鸟头(Birdhead Group)等。

　　在纪实摄影兴起的同时，另有一些人开始了观念摄影(conceptual photography)的探索。1996年到1998年间，仅仅出版四期的《新摄影》(New Photo)，以激进的观念与多变的手法，将摄影探索又向前推进一步。敏锐的艺术家们以来自现实环境的压力为动力，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以影像表现与现实对话与对抗的冲动与尝试。由于摄影的普及，摄影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已经不再是一种神秘遥远的事物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受专业身份的束缚。摄影在他们手中只是一种观念的媒介，他们也不需要官方制度的认可。观念摄影家们从广泛的文化层面介入，对历史与记忆、权力与摄影、社会性别、欲望与身体、历史的戏仿、空间生产与资本权力等各个方面的议题，展开手法繁多的影像讨论，构成了当代艺术繁荣景观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行为艺术兴起于1990年代初，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景观。当艺术家展开行为艺术表演时，召唤摄影的介入成为了行为艺术的基本要求。然而，镜头的介入，至少产生了两个不可预期的效果。一是在场的摄影镜头激发了更强烈的表演意识，有时甚至暗示、鼓励行为艺术家必须提升行为的强度才能不辜负镜头的凝视，才能不辜负观众的潜在期盼。摄影在现场起到了一种兴奋剂式的作用，摄影几乎成为了行为艺术无法戒除的毒药。行为与摄影因为一种共同的利益而相互捆绑在了一起。二是摄影家在现场受行为与气氛的感染而开始通过镜头主动展开阐释，甚至借对象的行为表演来表现自己的主体想象。而这种个人化的阐释有时就与行为表演的目的分离开来。行为希望摄影记录的，与摄影希望阐述的开始分道扬镳。这种张力使得摄影与行为的关系变得紧张，但也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比如荣荣在1990年代中期在北京圆明园与宋庄拍摄的作品。这种借行为艺术展开的再度创作，打破了记录与表现的疆界。这样的摄影，既是记录的，也是表现的。通过与行为艺术家共有一个场所，共有一种气氛，摄影家以摄影的方式参与和分享了对于身体的定义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