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鲁:
我比较个人化,从来不知道外面人的方向,只知道自己的方向。但是刚才听到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你们说“与后殖民说再见”,一旦说“再见”这个词,以我个人经验来讲就是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尖锐化了。就好像两性关系一样,如果要提分手再见,已经尖锐到要离开了。但实际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说再见是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才能提出的。说完再见之后是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要问为什么。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反省我自己,说完了以后,不能把这个东西搞砸了,把自己建立起来然后更好的说“你好”。就像任何一个物体、一个个人、一个国家,要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肯定前面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积到一定程度了,这时候会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这个极端后面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开端。
颜峻: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政治正确这个词。刚才萨拉教授说到,不打算让谁难堪或者是不高兴。我有点纳闷,干嘛不可以让人不高兴,干嘛不能得罪一个或者一些人。所以回到这,政治的正确性,我们从这张纸上看到好像是在告别政治正确性的滥用或者是已经意识到政治正确性这件事让人有点烦了。烦了以后当然要告别它,然后跟它说再见。这个烦恼不仅仅是策展人和理论家的,我也挺烦的。但是每个人烦恼的理由和原因呢?我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在搞和摇滚乐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对理论性的东西可能会烦。我想知道你们是为什么烦了呢?不是西方、非西方、不是全球、本土化,那么你们是谁呢?一个真正让人不高兴的或者得罪人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其实它一般不会是“你不是谁”,而是因为“你是谁”。所以我怀疑你们大家都烦了,这件事情已经不正确了,你们想再正确过来,或者说你们试图比他们更正确。这是我的一个疑问。说白了,就是你们干嘛不得罪人呢。
萨拉·马哈拉吉:
政治正确性这种说法对于三年展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政治正确性这种说法给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伦理道德上的框架。当然有可能政治正确性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会变得有压制性或者变得机械化,就好像我们互相之间的互动都是根据特别局限的东西来做出的,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搞清楚主题,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固定模式或者把任何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固定模式来说非常容易。我们也可以故意装出一幅政治不正确的样子,觉得特别时髦、特前卫。但是这样我们不能推动事情的前进,我们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建立比较完善的道德框架,而这些又正是摇滚乐,嘻哈音乐或者其他任何艺术形式的核心所在,我希望创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没有必要把什么都跟政治正确性都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评论,目前我们所说的政治远离政治正确性或者从政治正确性出走就是换了一个模样的政治正确性,这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我挺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