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的表现主义画家的早期作品都充满了原始的个人冲动,甚至有强烈的施暴和自虐的成分。它是对来自社会现实的压抑的反抗。那些颇似西方表现主义作品中的扭曲骚动的变形人体乃是他们心中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因为他们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命真实,更关注生命的永恒意义和生命力的文化意义。所以,他们的表现主义作品一般都从早期的更个人主义的倾向转为更社会化的倾向,甚至从抽象表现手法转向象征的或现实主义的方法。
比如,毛旭辉从早期骚动的人体和波普式的戏谑转入80年代末的“家长系列”。后者以象征兼抽象的形式表现了权力的社会意义,并且合逻辑地走向了“六•四”之后的“家长,关于权力的词汇”组画系列。又如张晓刚从早期对生与死的临界体验转为通过一些原始部族的形象和图腾标记表现某种生命永恒的意义,后来的“深渊集”和“手记”似乎试图表现更深刻和更普遍化的人和书写文化表情。他在90年代创作的“全家福”则表现了某种当代中国人的极端共性。可以看出,这些表现主义画家的语言方式从内涵、隐晦和私人化转向更为直白明确的公众化。甚至一些画家如叶永青也从绘画转向实物装置。但是,他们的作品与沿海、北京等地的艺术家相比,仍有很大的间接性和隐晦性,他们将此称为“深度感”或“中国经验”。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商业和现代媒体传播发展仍较慢的偏远地区,故仍保持着“传统”或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深刻性”。反之,沿海地区的大多数“理性绘画”画家从80年代末则迅速地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式的“表面化”和“浅薄”。
表现主义式的人文热情似乎还可以从85运动以来的行为艺术那里看到。中国的行为艺术不是从艺术本体的观念逻辑发展中产生的,而是与“自由状态”相关的表现主义艺术,但它比表现主义绘画更简明、直率,因此这种形式先天地具有“挑衅性”,而对这种挑衅性的压制会创造出更尖锐强烈的挑衅。所以,80年代的行为艺术从开始的有点“学究式”的个人心理体验走向公开的社会性挑衅,并在1989年的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中达到了高潮。
展览开幕后,吴山专率先在他的“柜台”前卖虾,他称之为“大生意”(意指艺术是大生意);王德仁在5个展厅中撒放避孕套;李山在印有美国总统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张念则在一个角落里“孵蛋”。但是,使所有这些行为艺术都黯然失色的是肖鲁和唐宋在开幕后3小时向他们的装置作品开了两枪,于是两人被公安局拘捕,而展览则因此被公安局命令关闭了3天。
如果与西方当代艺术比较,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人文精神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在西方如今已无人再提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Humanism),而是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作为主要价值。但是在中国的具体现实情境中,普遍的人的价值和公众性的人本主义却仍有其特殊意义。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中的人文主义,既有智者式的个人自由精神,也有平民化的群体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它是执著而热烈的,尽管也有虚张声势的一面,但是遗憾的是它也是短暂的,尚未完善便匆匆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