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特点-写意性的中国艺术观

写意性的中国艺术观是形成中国画艺术特点的本质内涵，而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人为思想的载体，儒、道、释三大哲学思想是构成写意性艺术观的基石。

       一部中国文化艺术史，充满着儒家思想的折光。历史上的著名画家及其作品的展现，都或多或少地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儒学的思想核心，是以尊崇社会的道德精神为其根本。它基于入世的“仁学”体系，决定了它对人生的关注。孔子的仁学思想产生在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的基础上，将奴隶社会中所残存的氏族时代的原始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作了发扬光和系统化，从其血缘关系的“亲亲”，推而及于众而“爱人”。在孔子看来，“仁”并不仅仅主于自修，而在于由己及人。但仅仅能够克已自守还不够，还要推已及人，而亮才是最重要的。前期儒学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与人格修养的倡导成为文人雅士们立身行事的准则。而孟子的“仁学”说在于性善，对道德修养从自觉约束到完成。他将孔子所倡导的无谄、无骄、乐道、好礼、勤事、慎言、甘贫、守贱、坦荡、公正、正身、笃学、忠诚、刚毅等优秀品德，由倡导进而提升到人格与道德责任的高度。他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乐，充分表达了由个体的人格完善所得到的精神愉悦孔孟的儒家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俗等一切领域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基础。儒学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人格精神，对中国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艺术创作的责任在于“成教化，助人伦”，艺术情趣的追求在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亮就要求艺术情感的表现，必须由道德伦理的理智来节制，荀子的“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荀子〈乐论〉）则是对其最为明确的诠释。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的价值在于德操的表现，艺术审美亦以道德为价值判断的基准。虽然从绘画本体来说，儒家学说对中国画特有创造方式的形成，影响不像道家与禅宗那么直接、明确，因此人们有时忘记了儒家学说对艺术的影响，尤其是对艺术本体的影响。但实际上，儒学对艺术本体理论中的和谐精神和其所具有的浓重道德内涵的影响，不仅使绘画在中国被看作修身养性的手段，负有崇高的道德使命，而且由于道德观念瓣永恒性与广义性，使中国画所表现的自然物象因其道德使命而成为一种观念准绳的自然，并带有了特殊的价值内涵。儒道互补才构成了中国艺术的基本思想，从而使中国画在构成上对客观物象的表现，具有了脱离客观物象自然形态制约的思想基础。

        中国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取决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写意性的艺术观，而这种艺术观念的形成与完善，与道德浓学说的出世观的禅宗的推助是分不开的。
        道家学说与儒学主于入艺的人道、人格精神完全不同，其基于出世的哲学思想在老子“无知无欲”为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在庄子手中发展到了极致。
庄子也对伴随着社会文明而来的人类恶德不满，同样主张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庄子*天下》）的原始社会中去，但历史无法倒退，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庄子学说的出世观终于超逸了现实，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方式，以”逍遥游“的幻化理想，追求与儒学理想人格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理想的人格境界，即“无情”、“无己”、“无为”。

       庄子的“无情”相关的是“无己”。更是一种超乎现实、全身心地进入审美活动的心理状态。
追求理想的人格与精神上的自由，是庄学出世哲学观念所崇尚的审美理想，超越了自然物质的审美本体，使人的精神从一切实用的因果关系的束缚中超脱了出来，而对世间万物的把握也就超越了感官的感受，达到了“无为”的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两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道”，作为宇宙的本体，正是老庄哲学追求和探索的核心。宗炳《画山水序》中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与黄公望“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云巢画草虫“不知我为之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正是由“元”而导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具体体现。这种心与物浑然一体的审美体现，从本质上实现了对一切客观现实的超越而进入“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审美境界。

       魏晋时期，社会秩序崩溃，玄学作为老庄哲学的确新形式，一方面是不重功业，以追求内在的精神本体为时尚；另一方面在纵情山水中感受自然的愉悦与人格的超逸，求得在自然界中的真正感悟，在摆脱、超越外在的规范、束缚，确立个体价值的同时，庄子的“无情”、“无己”、“无为”衍生成一种高雅、适意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而其“得意忘言”的审美体悟，后来更得到禅宗的推助，使中国画写意性的艺术思想发展得更为完善。

       禅宗与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较之庄学的“无为”，则更强调“冥思顿悟”。“实时”的本意为“静虑”。就是用静座思维的方法，以期彻悟自己的心性，禅宗以参究悟法，彻见心性本原为主旨。它主张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甚至包括所有感观器官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进行纯直觉的体验和内心的反思。以空灵澄澈的“本心”体验为中心，在直觉的观照中，“我”（本心）与“物”（自然）融为一体，使“我”的清净本性与大千世界往复交流，领悟到本心清净、一切皆空的终极真理，从而达到顿悟。

       它所突出的最近乎神秘的悟性，是一种在沉思冥想中，将通过感官所得到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再度形成的一种新的表象，亮种新表象不是客观世界的照相式的反映，而是一种心理再现，并在“顿悟”中将亮种心理再现，依照自己的审美要求重新组合，亮就是禅宗的“梵我合一”。亮种思想不仅与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境界基本一致，而且对中国画写意性艺术观念的影响是直接而且巨大的。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都必然是受到本民族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影响。老庄哲学衍为玄学，玄学又与禅宗相通，庄禅哲学在归化自然理想上的致性，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超越自然、自我解放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儒学与庄禅在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合谐的精神向往中虽有入世与出世的表面矛盾，但在实质上，却互补性地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整体结构。就中绘画而言，儒家哲学在对社会理想人格塑造，并把绘画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的同时，也为绘画创作塑造了带有中国特有价值观的自然。而庄禅哲学对待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合一”的超然性品质，则实现了有限的个体心灵与宇宙生命节奏的审美交融，从而为中国的绘画艺术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广阔的创作空间。儒家哲学为中国绘画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活力，庄禅哲学则使中国绘画具有了“超以象外”的东方特质。而且也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特有的宇宙观作为主导，才形成了中国画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绘画美学观念益阳 作手段与技法形式。

       正是基于儒、道、释特别是庄禅哲学思想对中国画艺术观念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画家在认识世界时，一开始就排除了时空序列性的制约，使中国画家对客观世界的把握，成为一种经过心理综合的、带有超然的主动性、宏观的、辩证性极强的类相性综合描述。它不仅使用貌似偏颇的黑色和简练的、抽象的线结构来表现宇宙万象的变化，而且使崇尚主客统一，体悟内在联系，力求于静观寂照中表现万物本质的中国画的写意性应远而生。

       中国画写意性的产生，基于庄禅哲学观念影响下艺术创作自觉性的萌发。艺术创作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当官能的视觉审美将绘画导向捕捉物象形态，但“实事难形而虚伙不穷”（《后汉书*张衡传》）时，人们已不满足于对世界客观的外在物象的直接描摹，而企图作心灵上进庄稼汉，以寻求和建立与传统人文哲学相统一的绘画观念。因此，中国画写意性的形成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所谓写意性，并不是相对工笔画而言的技法体系，也不是指在绘画中简单地云描绘似是而非的图像，而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练的情感，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画领域的一种艺术思想。
中国画写意性的艺术观念远在两晋时期即已基本成熟，并在理论上不断充实、发展与完善。创作思想上的“迁想妙德”，“缘物寄情、物我交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型上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等写意性理论的精华，其思想内涵与审美取向构成了中国绘画写意性的思想基础。

       写意性贯穿于中国画创作的全部思维与运作过程之中，并相互依托，互有渗爱。使中国绘画的创造方式，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既有再现客观物象的因素，又有表现主观情愫的内蕴。这种既观物又观我，物我兼容、主客统一的创造方式，来源于写意性得以生发的主要思维方法——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作为思维方式，是人的意志与自然形态的统一。作为审美意识，是美感形成的根源。作为构成要素，是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下自然的人化。意象，构成了人与物象的交融。使画家在感知世界时，人仅以感表逻辑作出推己及物式的审美判断，使之“吾心自有造化，静而求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也”。（清*戴熙《习苦斋画絮》）又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反视自身，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达到“登高山则情满于山，临苍海则意溢于海”。（宋江*郭熙）使用为表现对象的物象，经过作者情感禀赋的熔炼，归属于既于客观物象，又体现了主体审美思想的写意性构成之中。

       中国画写意性的意象思维构成观念，并不特别看重自然形象的视觉真实，也不执著于物象的自然属性，只是把物象作为在艺术创造中“缘物寄情”以表达作者意念冲介，从而使中国画的艺术创造摆脱了时空观念的限制和自然属性的约束，而去追求艺术现表的自由。在构成上强调“以大观小”，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在这种写意性艺术观念的指导下，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大化，任其分合。春夏秋冬可绘于一卷，南北景物，可自由组合；四季花卉，招之即来，挥之取出去。使中国画在构成上达到了既超越表现，又默契着客观自然法则的幻化境界，这正是绘画艺术创作至高的自由之境。

       中国画写意性的艺术观念还使中国画成为一个融汇性很强的画种。文学、诗词、书法、篆刻；抽象、具象、抒情、表意等等皆可融为一体。使中国画精湛的笔墨技巧与传统的人文思想、哲学观念、画家对自然独特的感悟理解、自身的品性学养合而为一。这种艺术创造的自由，不仅使中国画可以超越时空地表现永不可及的幻象，同时又借助物象充分地揭示画家的心理世界。使绘画既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物象，又与观者产生联想与共鸣，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效应，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从而也构成了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理理论基础，使中国绘画艺术本身一切不为外行者所理解的现象迎刃而解，不便使中国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它特有的魅力在东西方艺术之林卓然而立，而且也构成中国绘画最基本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