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莉钧的作品将波普化的图像呈现与流行文化的视觉元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风格。然而,从作品意义呈现上看,图像则起到了意义索引的作用。在她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年轻人,他们充满热情,活力四射。作为镜像化的存在,艺术家对青春主题的敏感,不仅是自身青春体验的外化,也是对“卡通一代”或“新新人类”生存经验的关切。事实上,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美术为标志,艺术家对青春主题的表达就具有了“合法性”。随后,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一批“知青题材”的作品,而此时的“青春”在内涵与外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衍生,融入到历史、社会、文化的语境中。从“伤痕”到90年代初的“新生代”,再到90年代中后期卡通浪潮的出现,关于“青春”的诉说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不过,在熊莉钧的作品中,我们既读不到“伤痕”的凝重与苦涩,也感受不到“新生代”的虚无与孤独,相反,画面呈现出一种与“青春残酷”相对应的情绪——青春洒脱而富有魅力,娇艳而充满激情。与此同时,当艺术家用鲜明、饱满,甚至一些高纯度的色彩来处理这些图像时,视觉张力的强化又进一步渲染了作品弥散出的生命热情。
从风格化的方面考虑,朱海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绮丽的色彩、纯熟的技巧、超现实的语言、炫目的画面……共同使作品的图像表达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张力。用一些批评家的观点说,朱海的作品真正体现了“图像转向”时代的绘画特点。毋庸置疑,20世纪以来,随着数码技术和网络传媒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已然进入一个“读图时代”。而这给予年轻艺术家的启示是:图像的选择与表现必然成为艺术家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和传统绘画那种直接模仿现实的表现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直接来源于既成的图像,由此,传统的图像逻辑和表达观念也随之改变。
当然,图像的表达如果没有观念的支撑,那么,作品必将停留在图像的表层,无法进入当代艺术的内核。在朱海的早期作品中,观众都可以看到一个统一的“鱼眼”,事实上,“鱼眼”既是一个个人符号,也是一种文化标识,因为它表明了画家的在场,正是这种“在场”激活了画面其他图像所要言说的文化内涵,于是,他作品中如土壤、花卉、流云、战争、爆炸等等场景就自然会衍生出新的意义。
文川是一位重视图像观念化的艺术家。在早期的一些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中,他尝试用无数的圆点来改变原初图像的视觉呈现方式。由于视觉经验的改变,图像的所指意义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恰好是艺术家所要追求的目标,即实现图像的陌生化。此次展览的作品在图像的观念处理上已与早期的风格拉开了距离,虽然它们仍以图像表达为中心,但是,这些由图像叙事引发的意义则是破碎的、片段的、不完整的。表面看,这些图像似乎都是“无意义的”。所谓的“无意义”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图像仅仅是一些日常的视觉片段,是没有上下文关系的;另一方面,正是片段化的图像导致了图像语义的变异,因为我们无法限定它们,无法将其与具体的场景联系以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或许,在艺术家看来,“无意义”本身比单纯的某一个或一类图像更有魅力,这样一来,自己不但不会陷入个人图像的复制泥潭,还会用这种偏向于微观叙事的方式赋予作品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