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图像与利用图像”现代绘画的逻辑与当代艺, Story 3

　　60年代以后，批评界与艺术界对图像是否应该进入艺术作品，或者说图像存在的合法化问题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兴趣。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摄影、电视的逐渐普及，西方社会已进入真正的“图像时代”。另一方面，图像的挪用与拼贴不但成为艺术家最为熟悉的表现方式，而且，由图像所引发的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视觉，而是一个涉及身份、性别、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了。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图像并不仅仅指那些与机械复制相关的图像，而是泛指一切视觉图像资源。

　　(二)

　　在最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喜欢用“图像时代”、“景观社会”、“仿真的世界”这样的前沿学术术语来概括建立在“视觉图像”基础上的信息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景中，图像在当代艺术的表达中是具有很强活力的。但是，和西方现代艺术所遭遇的问题大相径庭，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图像转向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史逻辑。

　　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经历反图像到利用图像，再到将视觉图像作为架上绘画主要的创作语言与修辞方式的过程。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将中国当代绘画的图像转向进程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时期”。1985年有两个重要的展览改变了当代绘画的前进方向，一个是劳森伯格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另一个是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的举行。前者的意义在于，让中国的艺术家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到西方后现代的艺术样式，同时，波普化的图像表达已为其后“政治波普”的崛起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语言范式。后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在语言表达、文化诉求方面引起了美术界的瞩目。就图像的表达而言，当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孟禄丁、张群创作的《走向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这件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图像，如代表传统文化的敦煌石窟、故宫的大门、长城等，代表西方现代文明或西方理性精神的蓝色海洋(西方海洋文明)、苹果、亚当、夏娃等。如果从图像的所指意义讲，这件作品形成了一种新颖的图像叙事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是对先前“伤痕”艺术追求叙述性表达的超越。“伤痕”的作品大多是通过题材、情节、场景来传达意义的，画面侧重文学性描述，譬如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画面再现了文革武斗时的一个场景，如果站在画幅前，观众立即就能看出画面的背景与主题，因为它是有具体情节和场景的，是观众可以解读的。但是，孟禄丁、张群的作品已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转变，即画面的意义不是靠场景、情节，而是靠图像的叙事来完成的。此时，图像所具有的符号功能开始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