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艺术中的社会空间

论当代艺术中的社会空间

       提起中国当代艺术，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即自下而上、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庙堂与江湖、体制与在野等等，细究起来，这些词汇都是建立在二元思维模式上的书写方式，其话语背景乃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基于体制内外两种力量长期僵持对峙的惯性表达，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两种充满对抗张力的空间形态中得以萌发。

       今天，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显然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情境：泛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所承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造成彼此分裂而又绵延、开放而又缠绕的多元语境。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空间开始悄然滋生。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辩证法，正是产生在三种宏大的元叙事消解之后（即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彻底多元化来临之际。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已到了价值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临界点，问题是：新的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显然，离不开人的精神解放的自由，独立思想表达的自由，异质异样生命体验得以释放的自由，以及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由。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度核心在哪里，怎样的空间才能挖掘、开启并释放自由主义的基础及其核心高度？

       福柯曾在《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不可能被明确划分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由于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及文化形态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种种蛰伏的潜流思想、先锋精神渴望突围，现实情境与社会空间二者天然吻合，因此，容纳民主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必将适时而生。

       不妨按时间线索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微妙的空间变化：一是早期前卫艺术时期（又称后文革时期），初步形成概念空间，多以画展或画会成员构成，如“贵阳五青年画展”、“星星画会”、“无名画会”、“野草同仁画会”等；二是85新潮美术时期，各地散落的群体空间基本形成，如杭州“池社”、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北方艺术群体”、湖北“部落·部落”、南京“红之旅”、“兰州军团”等；三是89后艺术，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出现村落空间，如“福缘门画家村”（外界通常称之为“圆明园画家村”）与东村（多居住行为艺术家），90年代中期，因政府驱逐，画家村解散，部分艺术家迁至京郊通县地区，驻扎在以宋庄为中心的各个村落；四是世纪之交至今，各地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创作空间、艺术小组、艺术区，甚至政府挂牌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如贵阳城市零件工作室、昆明金鼎1919、昆明创库诺地卡、丽江工作室、成都蓝顶艺术区、重庆器空间、重庆102创作空间、重庆501创作基地、重庆坦克库、西安纺织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杭州中国美院小组、上海莫干山50号、上海红坊艺术园区、南京幕府三零工业园艺术基地、长沙湘江艺术小组、广州三号线、广东阳江组、深圳F518创意园、深圳22艺术区、沈阳123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分布在北京798艺术区、1号地艺术区、3818艺术区、费家村艺术区、何各庄艺术区、崔各庄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北皋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蒋府艺术区等地，以及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原创基地——中国宋庄及其附近的各个村落。自此，中国当代艺术走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间与官方、体制内外不再泾渭分明。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不过经历短短30年时间，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燃遍大江南北，烧至国际平台。其不仅赢得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西方人权主义的政治例证以及多元文化的形式标签。此情此景，谁能料到呢？正如歌词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当代艺术从自发的野生状态，到今天各方力量渗透其中的局面，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阵营早已把酒言欢，一起迈向利益共享的新婚之夜。姑且撇开这些批评话语不论，回到空间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再来客观分析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