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地看,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图像转向”或者“图像叙事”方式在早期是具有某种前卫性的,其意义在于,背离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冲淡了文革以前绘画艺术的叙述方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语言范式与图像修辞方法,改变了既定的对绘画艺术的阅读与观看经验。但是,如果今天还要讨论图像问题,其情景也跟80、9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我们已身处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其次,我们对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图像使用方法如挪用、拼贴、并置等异常熟悉,也就是说,单纯花样翻新的图像变换已失去了艺术本体方面的建设性意义;第三,当下的艺术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当一切现成品都能转化成艺术品的时候,任何图像已都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基于此,作为叙述方式的图像已丧失自身的前卫价值,而作为线性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图像转向在今天实质也走向了终结。
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当代绘画的主导方向仍然由图像式绘画所主宰。事实上,泛滥的图像也成为阻碍当代绘画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架上绘画的图像泛滥呢?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从理论上讲,“图像转向”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艺术主流的批评话语,还得归功于“符号学”的贡献。按照索绪尔语言学和罗兰· 巴特符号学的方式理解,任何符号就像任何言语一样在它存在的上下文化语境中都有自身特定的意义,而众多的“符号”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指系统,就像语言学中“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艺术家作品中出现的一切图像都会有自身的上下文关系,都会有特定的意义。于是“符号意义”与“图像叙事”的结合保证了当代艺术“图像转向”的合理性。从绘画作品实际销售的情况考虑,与其说图像代表着一种新的艺术取向或意义诉求,毋宁说是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在进入艺术市场时一种最为便捷的标识。就像商品有品牌区分一样,艺术家也需要有个人的图像标签。总体来看,大部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图像转向”的问题,因为许多作品都缺少图像应有的上下文关系,仅仅停留在图像描绘的表层,而浅层的图像叙事更趋向于一种媚俗化的审美趣味,因其浅薄,所以根本无法触及到当代文化现实的内核。
(三)
即便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仍然不能由此就否定了当代绘画的图像化发展方向。和80年代借用波普的语言来反拨此前僵化、教条的艺术模式有所不同,也和政治波普实现图像转向的文化语境有着较大的差异,由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当代架上绘画面临的文化情景已发生了新的改变,因此,艺术家对待图像的态度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1、那些被艺术家所使用的图像,在时间与历史的层面,在意义指涉与自身符号系统的区别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化,譬如,有的挪用传统图像,有的使用社会主义时期的视觉资源、有的则采用卡通化的形象,等等。如果仅仅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图像系统或者说某一个时期的图像,我们仍可以进一步的细分,如就文革图像这个系统而言,有的侧重工农兵形象,有的则是样板戏,还有的则是挪用文革时期的风景图式……2、艺术家愈来愈重视图像自身的研究,并以审慎的视角思考图像的产生,以及与其依存的政治、文化、审美语境所发生的互动与联系。对于这一种创作倾向的艺术家来说,图像浓缩的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甚至是一种人文情怀与政治理想。从这个角度讲,艺术家的创作有点类似于图像考古学,因为重要的不是图像本身,而是图像背后所凸显的社会学与文化学价值。3、艺术家希望将图像的表达与个人的视角经验、生活经历、文化记忆,以及自身的创作轨迹联系起来,并赋予图像以个人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