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民族性, Story 2

　　不谈远的，只要看看由政府全面控制的电视节目，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化、日本化的努力是何等热烈和有效。且以当年“非典”形势严峻关头电视节目的表现为例，电视编导者竟然乞灵于日本神道教的“千纸鹤”，英国丘吉尔发明的“V”字手势和苏联斯大林时期风格的歌曲……。人们在生存危难之际，免不了呼天叫娘，这可以说是人的本真。我们的电视编导的“本真”是什么?而在一年四季昼夜不断的武侠片和动画片中，日本文化不仅浸染了角色的语气和故事的叙事方式，甚至改变了人物的民族形象。勿谓言之不预——有朝一日，普通中国人将以日本人的模式想象和改造自己的祖先。始作俑者就是我们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

　　当一个社会以百分之九十九的能量和热情努力于“非民族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仅靠百分之零点几的能量和热情来保卫本土文化?这是我对当前中国绘画民族化前景的基本忧虑所在。

　　2，“和而不同”的两重涵义

　　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然要清醒得多，在忧虑中国本土文化被同化的时候，认真思考现实的应对方法。于是提出了全球各种文化“和而不同”的主张。其代表者是费孝通先生，他以简单明了的四句话说明“和而不同”的内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的“和而不同”，是指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期望经由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发展到真正的“天下大同”，即人类文化多元并存的一体化。这一点似乎没有人反对，分歧只在于这种理想的现实可行性有多少。

　　欧洲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异种文明可以作为检验(观察)欧洲文明得失的“他者”，因为人不可能囿于自己的认知、感情圈子来客观地衡量自己。而目前只有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可以作为欧洲人反思自己文明的镜子。反过来说，近代中国文人早已采取同样的思路对待欧洲文明，他们拿欧洲文化来对照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才有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变法维新以及一系列的开放改革。

　　在艺术领域，中国画家大都信奉文化相对主义，他们认为不同民族间不同类型的艺术是不可比的，是应该“和而不同”的。但在对待中国画内部问题时，他们往往变成文化绝对主义——以明清文人绘画的规范来排除异己。近年中国画理论界对外部的相对主义与对内部的绝对主义，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一种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