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现代化与民族性

　　1，艺术民族性的环境与前景

　　艺术的民族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诗人、画家没有思考过所谓“民族性”问题，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这一环境，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挑战。

　　当然，古人有古人的民族文化态度，古人的文化态度并不一定适合我们今天去弘扬。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夷夏之辨”。“内华夏而外夷狄”——中原文化是处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间独一无二的文化光明。是故“用夏变夷”，而不可“用夷变夏”。

　　虽然历史走过了几千年，中原文化早已被四边的蛮夷搞得无复当初面目。但在艺术上，这一类思路却一直绵延不绝。20世纪30年代，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发起“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为配合这一运动，上海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傅抱石、郑午昌等人在“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高潮中的言论，如“中国绘画……真可以伸起大指头，向世界画坛摇而摆将过去，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等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我理解傅抱石、郑午昌当年的心态，但无法赞成他们的那些言论。不是反对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实际境遇远没有它们描述的那么乐观，我们面对的绝对不是“无人之境”。那样说的积极意义只能是壮胆，在局外人看来，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慰。

　　历史的发展迫使我们改变固步自封的心态，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已经“西化”了的今天，唯有我们的艺术，特别是我们的绘画，继续延续着传统形式。今天仍然可以从当初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中寻找行事依据的，几乎只有中国画这一方净土了。

　　艺术民族性的关键在于艺术的生存环境。如果弘扬中华文化是现实可行的话，它必须成为全社会综合性的行动。文化艺术的基础是经济，文化艺术的框架是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的灵魂是本民族的思想体系。而我们在这几方面已经充分“西化”，至少是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了。今天我们保存和振兴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在于这些要素早就“非民族化”了。在经济“全球化”无可抵御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检讨，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和行为究竟是向“全球化”倾斜，还是向民族化倾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