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现代化与民族性, Story 4

　　但文化相对主义有它的历史价值——有助于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也是矫正认为所有社会必然经过欧洲式的“进步”阶段的“单系分阶段进化论”的重要手段。而这两方面，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而有的学者认为不同文化在认知过程上也存在着根本区别，埃杰顿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

　　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的人类学泰斗弗雷德·克罗伯说：“现代先进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不健全的人，却往往附和古社会和落后社会中那些健全而有权势的人”。另一位人类学权威学者拉尔夫·林顿进一步指出，普遍的道德伦理标准是可以存在的。到五十年代，严肃的人类学家基本上全都赞同这样的观点了。有人类学家认为，原始社会不如较先进的文明社会“高雅”和“有人情味”，“整个说来，人类已经发展出更多的高雅和人情味的善意”。

　　读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类学ABC已经足以解决我在有关文化相对主义问题上的疑惑了。

　　4，对亨廷顿的批判

　　我遇见的许多人往往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表述的思想看作西方思想界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他的见解只是多种声音中的一种，批判亨廷顿学说者大有人在。德国的哈拉尔德·米勒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法兰克福与亨廷顿进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他根据这次辩论中发表的意见整理成一本书，取了一个与亨廷顿针锋相对的名字：《文明的共存》。

　　米勒认为亨廷顿的理论源头，是人类对自我身份界定的需要与“寻找一个敌人，或是寻找一个替罪羊”的渴望。“在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西方世界不再能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可恶的苏联人了”。于是亨廷顿编排了一个儒教与伊斯兰教结成反西方同盟的梦魇。但他缺少事实依据，并对历史和现实作了精心曲解。米勒在分析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真实现状之后指出：“默罕默德与成吉思汗的结合，只是一种无聊的妄想”。亨廷顿在书中却引用了大量事实细节，构建出一种历史和哲学框架，给人以严肃认真研究思考的印象，其实却经不起推敲。米勒认为这正是亨廷顿学说的危险所在。

　　米勒把亨廷顿学说的模式称之为“政治学摩尼教”——摩尼教的信徒总是把世界分为对抗的两极，光明和黑暗，我们和他们……两极之间的对抗决定世界的命运。他认为列宁-斯大林学说也具有“政治学摩尼教”倾向，即将一切问题的解决归结为我们熟悉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虽然美国在这方面的历史表现较为体面，但“摩尼教”情结在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生活中也有很深的根基。以这种简单化、简约化的理论面对极其复杂的多元的现实世界，是理论的不幸。亨廷顿将中国文化简约化为“儒教”文化，米勒指出，实际上在大多数中国人中间，并不了解“儒教”为何物。如果说到信仰，传统中国人倒是佛教徒居多。而现代中国人思想中的西方思想(包括完全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烙印，远比孔夫子的“儒教”要深得多。多元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观察视角。

　　在比较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时，亨廷顿有意忽略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所有共同之处，只谈论它们之间的相异和对立之处 ，并以静止状态归纳各种文化的某一阶段的特征。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如果说，在古代从相对静止的差异出发观察不同文化，还有某些理由的话，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化打破了文化的缓慢进展，“所有文化都被卷入快速并且是痛苦的转变漩涡之中”，米勒以德国、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为例，说明各种文化互相接近的事实。与亨廷顿的预测不同，米勒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测是“文化特征将逐渐和西方文化接近”但他不能预言这种“接近”是否会毫无困难、毫无冲突地完成。

　　米勒对文化交流的见解，对中国艺术家也许有比较直接的借鉴价值。他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由此出现各种文化中的新因素、新变化。人们竭力将这些新变化与传统连接起来，但在不同年龄和文化的圈子里，对变化的态度有所不同。年轻一代比年龄较大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和适应这种变化，但现代化不可能以我们习惯的“手工艺工具”来完成，“要使现代化完全适应一成不变的文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适应永远是相互的。但飞速发展的科技已经简化了文化间的适应、学习和接受过程。他特别提到，文化交流和外来文化的进入，往往会激起社会内部的对立因素和“反向运动”，即一种防御本能。我觉得近年中国文化界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思想)，不能简单地说它对还是错，因为那是一种防御本能的反映。

　　5，另一种声音

　　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内“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论，对亨廷顿、赛义德们的宏观叙事已经听得太多。不妨听听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声音。我说的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iosa)关于全球化与本土民族主义的看法(在美国Cátedra Siglo XXI 系列讲座上发表的演讲)。我不赞成他的全部观点，但他确实展示了一种跳出知识分子圈子的视角，请容许我摘引他简单直率的言论。

　　“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控诉完全是出之于误导。事实上，全球化并不会窒息本土文化，相反，它将把本土文化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中解放出来……过去曾经赋予人类各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节日、服饰、习俗、仪式、典礼、信仰正在趋于消失……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这种变化进程，只是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不过这种变化却不是源于全球化，相反它是导源于现代化，全球化只是其结果而非原因。当然，这一进程确实令人悲伤，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消逝的确能令人伤感怀恋，尤其是我们舒舒服服地站在目前很优越的立场上看，那些逝去的东西蛮有娱乐性、原始性、色彩也很丰富。然而此一进程乃是不可避免的。古巴、朝鲜等极权主义政权担心哪怕是一点开放都可能毁灭它们，所以他们紧紧地禁锢住自己，发布各种禁令，严厉查禁任何现代性。不过就是他们也无法阻止现代性的缓慢渗透及其所谓的文化身份的逐步瓦解。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唯有像遥远的非洲或亚马逊部落那样，决心生活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切断与所有国家的联系、实行自给自足，才有可能保持其文化身份。而要如此维护其文化身份，则必然导致这个社会退回到史前生活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