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所谓拉丁美洲人的“文化身份”为例,分析了这一说法的虚伪。他认为作为民族主义基石的所谓“集体性身份”,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虚构。在多民族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非洲黑人,都声称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拉丁美洲文化,不同来源的拉美人都觉得自己的文化正在受到同化和伤害。集体身份只能使个人的自由选择受到压制,“拉美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文化身份,没有一种可以宣称自己比别的文化身份更合法或更纯洁……我们有如此之多的文化身份,没有一样可以说自己是根本性的。而此一现实,与那些民族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其实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全球化并不会使本土文化消逝,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框架中,本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和值得保存的因素,都能找到适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应该承认,这种思路对于多民族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经过融合多种多样的因素之后,才发展到现代形态的中国艺术来说,不是没有任何启发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从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从普通人的现实利益出发思考问题: “确实,现代化使多种形式的传统生活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种种机遇……正因为此,当人们拥有可以自由选择的机会的时候,有时会毫不迟疑地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传统主义者正好反对的东西,即选择现代化。” 中国的现实情况已经证明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而在我们的理论家中,对普通人现实文化利益的关注,往往并不是立论的出发点。
马尔库塞在他《单面人》中曾经嘲讽他周围的人们对物质福利的追求:“人们在他们的产品中认识了自己,他们在汽车中,在高保真收录机中,在错层式居室及厨房设施中发现了自己的灵魂……人们满足于这种虚假的表面的幸福,无法从这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自由”中挣脱出来……他的嘲讽不乏理性的深刻性,但如何将他的思考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维持生存而寻求基本的粮食和饮水的人群的心境联系起来?这是我的又一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