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刀·斧头”被遗弃的意识形态符号

      1917年，一个叫杜桑(Marcel Duchamp)的法国人在一个陶瓷做的小便壶上写上R.MUTT，并将其放进了展览厅。这件物品被他的一个朋友斯蒂格里兹(Alfred Stiglitz)拍成照片，发表在The Blind Man第2期上。杜桑告诉人们：

Mutt先生是不是亲手创作了《喷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亲自进行了选择。他挑选了一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重新进行摆放，让这样东西失去了原来的功能，却获得了全新的名称和视角——他为这样东西创造出了全新的思维。

从此，杜桑改变了西方人对艺术的观念。而这一年，徐悲鸿还没有到达法国学习;刘海粟才开始带领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学生到郊外写生;林风眠还是广东梅州中学的学生;颜文樑正在根据日本人矢野道也撰写的《绘具制造法》艰难地进行油画材料的实验。这一年，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还在编辑他的《新青年》;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成员，毛泽东还在街上贩卖小吃为学友会谋求经费。

镰刀与斧头(锤头)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要素，这两个作为农民与手工业者(工人)日常使用的工具被最后作为党徽，意味着这个党将以农民和工人的联盟为基础，并为他们谋求根本的利益，镰刀斧头构成的党徽意味着神圣的理想以及为之奋斗的对象。自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所有的革命以及有关革命的神话都围绕着镰刀斧头展开，由镰刀斧头构成的符号在墙壁、木版、粗布以及任何需要的地方出现，这个符号跟随着中 共军队出现在农村与穷乡僻壤，出现在草地与雪山上，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与黄土高原上。

从1942年5月起，中国的文艺被要求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大量的艺术家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勾画出镰刀斧头。从50年代到70年代，镰刀斧头已经被中(gong)的意识形态打造成金光闪闪的符号，它意味着革命、理想以及牺牲，意味着神圣的宣言与光荣的历史。正如毛泽东早在1927年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里，工农、革命、霹雳、暴动都与镰刀斧头直接发生关系，直到今天，镰刀斧头——无论究竟是斧头还是锤头 ——的象征性也没有改变。

在和平时期，镰刀斧头显然是“专政”的象征，从1949年起，“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镰刀斧头”的领导下进行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实现“镰刀斧头”代表的主人的远大理想的名义下进行的，只是到了1976年10月，当实施“法西斯专政”的“四人帮”政治集团遭到被认为是恢复人民——对工农群众的另一种表述——的权力的党内革命家摧毁时，“镰刀斧头”的最初含义被认为得到了恢复。

1978年，当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之后，人们发现，科学技术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因为它才是重要的生产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以及贫富不均成为深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在种种问题的后面，农民失去土地与工人失去就业机会的现象异常普遍，人们看到的正是农民与工人的利益被根本剥夺，公平与正义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效地建立起来。直到2008年，当新的一届“两会”召开时，人民大众——事实上的不同社会阶层——焦虑着即将突破5%的“严重通胀”和权力的普遍腐败，而这类问题正是“镰刀斧头”的普通执握者早在1921年就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指望给予解决的。

事实上，中 共革命所依赖的主要力量是执握镰刀的人。在中共城市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使用斧头或者锤头的工人数量的稀少，导致革命在城市中的失败，而最后依靠使用镰刀的农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尽管毛泽东使用的是“镰刀斧头”这样的表述，但在党徽符号的确认上，究竟是斧头还是锤头是党徽的正确符号经常成为含含糊糊的问题。 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中 共党旗样式的决议中，规定党徽是镰刀斧头：“中共党旗样式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而十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事实上，在中 共历史的早期，党徽的绘制并不规范，图案常常画作镰刀斧头。从当时的工业国情来看，斧头更适合代表手工业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党旗中的徽记因绘制者的理解而出现斧头或者锤头甚至模糊的情况。历史地看，镰刀斧头也来自苏联革命的意识形态输出，中共党徽无疑是从苏共党徽拷贝而来的。使用这样的党徽，符合马克思关于大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鉴于当时俄国的工业远比中国发达，所以，当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确定这个党徽时，一开始就认定锤头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工具，而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斧头和锤头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毛泽东用“镰刀斧头”来表示旗号也就很好理解了。

无论如何，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正是大量失去土地而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农民，他们或流离失所，或成为城市里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工;在许多边远地区，农民的子女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饥寒交迫”与“水深火热”这类古老的词汇仍然可以用在许多贫困的山区与农村的农民身上。在过去，镰刀可以割庄稼，而现在，镰刀能够有效地伸向何处?更为重要的是，就像人们扔掉了镰刀斧头一样，曾经与之息息相关的精神与目标已经被放弃了;就像那些变形和残缺的工具，曾经被确认的价值观与理想也已锈迹斑斑，完全失去了光彩。

关于镰刀斧头的历史，人们可以用精心的考证与复杂的分析来给予记述。而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比将那些废弃了的镰刀锤头(斧头)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空间里更说明问题的了。那些成千上万的工具曾经是闪闪发光的，它们收割庄稼，制造产品，创造财富，而现在，它们成为多余的和废弃了的东西。人类进步是以更换工具来显现的，可是，在无数被更换的工具中，镰刀与斧头却成为一种悲剧的象征，由于历史问题的积淀与当代特殊的语境，放弃镰刀斧头不仅仅表示着放弃落后的生产工具，也意味着放弃不再有效的思想工具与意识形态工具。看着那些被时间磨损的工具，人们很容易将它们在历史中的辉煌与今天的衰朽进行对比。通过对这些历史的物品的观看，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特殊的经历与知识背景给予解读。

不会有人再去生产那些镰刀斧头或者锤头了，它们变成了今天的艺术。这些陈旧的东西脱离了历史和现实语境，被集中在一个当代社会的“艺术空间”，观众很容易就将它们看成是一种新的东西。如果我们对杜桑的话给予适当的修改——尽管这样的修改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惯性，可以这样表述：

镰刀斧头是不是艺术家亲自制造出来的，这并不重要。艺术家选择了这些东西。他拿了这些普通的生产工具，将它们放在另外的地方，在新的标题和观点下，它们原来的使用功能已经没有了，新的标题和观点赋予了它们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