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巴宁的这5个录像,观众是要仰到脖子发酸才能看完。他表现了后现代或者说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人的精神的极度恐慌,他用一种极度体验的表演行为来反映我们的现实。马修·巴宁甚至把古罗马的斗兽场,把深藏的景象,把歌剧的景象传输给我们。他的作品表现一个虚拟的环境,我非常愿意用隐喻这个词来形容,而这个隐喻不是马修·巴宁的个人的体验,他甚至代表一种另类的体验。美国艺术到了马修·巴宁这个时代,他不是表现人,而是表现人类的“类”,这个“类”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如果说本顿是现代的批判和象征,马修·巴宁就是一个后现代的隐喻,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对整个人类前景的思考或体验。这是和本顿的作品进行比较后看到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
联系中国的艺术,中国社会变化得这么快,这种超越式发展,使我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表演性的手法。未来的景观难测,中国的艺术应该如何面对自身和面向未来?在我最近几年的工作中遇到的两个问题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向:一、从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中寻找、梳理、建构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一方面跟整个西方艺术有关,一方面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发展。在文艺界,从中国自身的传统,特别是现实中找到中国20世纪艺术的特性,现代性就是他的艺术性。二、中国的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发展,遇到了非常重要的机会。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逻辑性强的现代性艺术,中国的艺术已进入到大家共同面对的课题。从今天人们的生存状态、人和环境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对话、人与他人的对话,这些课题中来创造自身的特性。在这个时候,艺术的叙述性肯定比他的形式重要。艺术家的言说与作为艺术媒介的一种风格之间,显然风格作为艺术形态比较重要。中国的艺术如何从自己的传统资源里面获得更多的养分,从而使得中国今天的艺术既和美国的朋友们在思考艺术问题的心路有相关性,又有依据中国社会现实条件所具备的特殊性。文化特殊性问题在美国艺术那里不再重要,在中国这里比较重要。这就是中国艺术要兼顾的双重性。
我最后一个话题围绕这个展览来说,我在和Susan讨论这个展览时说:我非常担心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也就是乔纳森的《倒挂乔治·布什官方肖像,从白宫免费获取》要不要展出,她说没有问题,因为艺术在美国是自由的。我很快就想通了,在中国这也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挂领袖的肖像,除了天安门,这和美国的情况毫不相像。所以我想这样一件作品可能会引起观众的兴趣,但是不会对他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要讨论的还有更多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