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90年代,中国现代国画人物画创作大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徐悲鸿时期。
徐悲鸿是写实主义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因而他在学院教育体制中严格贯彻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的观念。“徐悲鸿向来在中国画改造方面下功夫,主张创新,反对陈规,反对文人画。他的改革点落在笔墨”,即将国画的用笔用墨与西式素描相结合。徐氏国画人物画的弊处在于线始终处于形的绝对统辖之下,因而线和笔墨的表现是被动的,缺乏传统写意人物画以线践形的韵味。此外,过于依赖强调素描结构造型,也使其人物画在造型上陷入线的写意与形的写实的矛盾中,顾此失彼。
第二个阶段为蒋兆和时期。
作为徐氏学派的后继者,蒋兆和已充分认识到素描写实方法国画人物画创作的不利影响。因而他对素描写实创作方法提出全面批评意见,这可以说是对徐悲鸿“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观念的纠偏和动摇。
在蒋兆和看来,素描与国画的造型规律是根本不同的,一为用线条捕捉概括物象的精神特征,即写意;一为根据光源反射于物体上的明暗调子分面去塑造物象的体积,即写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方法具有不相融性。因而,蒋兆和主张以传统白描为基础,适当兼融素描的表现方法,以丰富其造型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写意画的水墨皴擦变化,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的教条,而在国画人物领域,将以西统中,改为以中统西,这种观念改变对现代国画人物画的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蒋兆和由此也成为继徐悲鸿之后,推动现代国画人物画变革的领袖人物。
蒋兆和晚期创作,由过去注重明暗界面的变化和体积感而走向对线的营构和张扬,以及皴擦渲染变化,强化了笔墨韵味。这从他的晚期代表作《杜甫》可窥一斑。
第三个阶段范曾时期
范曾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崛起,标志着国画人物画创作继文革红色美术运动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复兴阶段。此可视为现代国画人物画创作转变的第三个阶段。范曾国画人物画创作,作为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是不容忽视的。
他较全面地汲取了蒋兆和的国画人物画创作观念,范曾在人物画创作上,也可谓得其衣钵真传。走出以“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误区,以线造型,广泛吸收传统白描的表现方法,强化线条的表现力,而基本放弃了水墨素描的创作方法。在蒋兆和的基础上又将现代国画人物画创作变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范曾的人物画无疑更接受传统人物画的本源,同时又深具现代意味。
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素描对线条表现的制约,而使现代国画人物画创作更具写意性。从范曾开始,国画人物画创作基本建立起以线和笔墨造型的观念,并由此进一步和西方素描拉开了距离。在这一方面,范曾在书法上的优长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他的人物画,对徐氏学派大胆扬弃,强调骨法用笔,以线和水墨的变化来造型,在用线和笔墨的变化上,较之蒋兆和更为恣肆、放任,这与他对任伯年的取法大有关系——这一点对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影响尤大。
范曾以古代人物造像名震画坛。他的人物画,对徐氏学派大胆扬弃,强调骨法用笔,以线和水墨的变化来造型,在用线和笔墨的变化上,较之蒋兆和更为恣肆、放任,这与他对任伯年的取法大有关系——这一点对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影响尤大。范曾在其人物画创作中,已显出较强烈的变形和现代意识——笔力强悍,线条劲折,试图用线的写意来打破写实对形的辖制,而范曾在很大程度上已做到了这一点。从范曾开始,国画人物画创作基本建立起以线和笔墨造型的观念,并由此进一步和西方素描拉开了距离。
第四个发展国画多元化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主流仍是徐悲鸿、蒋兆和徐氏学派的深化和多元化发展,并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又融汇进西方现代主义因素。如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的变形构成制作方法。由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更为强调画家的主观性,因而较之写实主义,与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更易结合,这是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更具传统写意精神和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时期的代表性画家如周思聪、卢沉等,无不经历过严格的学院派训练,而且从承传上,他们无不是徐氏学派的传人。但在创作上,他们大都摒弃了早期水墨素描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因素,如夸张、变形、构成、肌理效果等笔墨、风格表现。但无论如何,从创作本源上,学院派的素描写实造型能力,却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离开了这一点,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的宏大叙事,便是无从想像的了。
相对于在中西绘画新一轮融合中,已进入多元化和更高阶段发展的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来说,范曾无疑是落伍了。但范曾对中国当代人物画曾经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为第三阶段国画人物画发展的代表人物,却是不能被忽视和忘却的。
范扬人物画
90年代,他的人物绘画最大的转变就是否定了绘画中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等因素,然后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形似”,努力去实现人物绘画的深刻性。这是他绘画经典性意识的苏醒和回归。中国绘画史上历来就有所谓的“墨戏”,但说到底不过是在某种刺激下的偶然所得而已,不大可能作为艺术创作的方论来研究。范扬的人物画既有章可循、不失法度,又有着生命的活力和艺术审美上的经典性,他要走的是一条与时代共鸣的主流艺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