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版图：风格迥异的艺术

威尼斯版图

　　当1895年威尼斯市的市长塞尔瓦蒂科不是作为艺术家、艺术策展人，而是作为政客突发奇想地把16个欧洲国家聚合在一起，开始了影响艺术发展进程的“两年展”之旅时，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大陆就一直与其之失之交臂，在现代艺术100多年来的喧嚣声中，始终处于尴尬的境遇。只是到了今年，20多年文化转型的历程，终于使中国在威尼斯双年展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也给《当代美术家》杂志发出了邀请。

事实上，当乘飞机跨越亚洲大陆时，那些曾经深刻作用于我们的文学、音乐、艺术……种种梦幻般的情景，或多或少地被网络的触角所消解，不单是对时间、空间的传统结构有异样的感受，同时，我们也被因特网的场景虚拟出一条“生活在别处”的新隧道，使我们在一种自由穿梭中，打造出地球村的梦想……如此这般的改变，很容易就让我们忽略了实际的地里差异和现实的空间距离，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再关心脚下这块510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个被我们忽略的国家。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73个国家馆，以“艺术之名”分划出的文化版图，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在这个文化交融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不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我们真正目睹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中演变和延承下来的差异，在一个平等的艺术平台上展示时，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从另一方面看，艺术实验在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场景中交流时，艺术发展的方向自然就会逐渐变得明晰起来。所以，作为本年度艺术纪事中的重要一笔，威尼斯双年展从它的历史和它所涉及关于艺术的种种问题，以及那些在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文化交流中，自然而然地为我们在面对艺术时提供着借鉴。基于这样的原由，《当代美术家》杂志有选择的列选了部分国家馆及其参展作品，与读者一起分享。

什么是当代艺术?这几乎成为所有当代艺术家、策划人都不可回避、苦苦思索，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答案的问题。这不但成为普通受众疏离当代的缘由，同时也成为每一个策展人，在策划理念中必须涉及的主题

。不过，在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德国国家馆里，它被艺术家蒂诺•瑟戈(Tino Segal)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解答。在这个展馆里，观众的视觉和听觉的都不断受到外来的刺激，不断有人出现在眼前跳动或悄悄在耳畔低语，“噢，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声音弥漫在整个展场的空气中。而同时参展的另一位艺术家带来的却是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由此可见，当代艺术的确很难被定义，两位艺术家无论在媒材，还是形式上都截然不同的作品，不就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吗?这似乎也暗示了今天当代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取向。

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被法国拿下。法国馆的代表艺术家是一位已经年逾六十的女艺术家安奈特•玛莎洁(Annette Messager)，她从70年代起就开始致力于女性艺术的创作和探索。和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一样，安奈特•玛莎洁的作品在尖锐中带着诗意的情怀。在一个完全与外部展场隔绝的空间中，艺术家用昏暗的灯光、巨型的装置、运动的节奏，以及不同质地的触感，将观众统统包裹在她所精心营造的艺术密室，最后，安奈特•玛莎洁告诉我们：“想要掌控，同时就得被掌控”。

“我只拥有一种语言，但那不是我的”——这就是具有犹太血统，并从小受法文教育的艺术家雅克•德希达的参展作品。的确如此，瑞士馆今年的四位参展艺术家虽然居住在瑞士，但实际上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瑞士是他们的“家”，但却从不真正属于他们，而他们日常所赖以沟通的语言，也从不是他们的母语。这不但象征地说明了当今在地缘政治以及不同种族，在全球化背景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另一方面，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深入的思路。今年瑞士馆国家馆的主题是“阴影与人的碰撞”，由于政治上的特殊性，它作为国际外交上的中立国，有了更深沉的含义。

西班牙国家馆今年由策展人巴特缪•马力(Bartomeu Mari)带来了本土艺术家安东尼•蒙塔达斯(Antoni Muntadas)对威尼斯双年展的质疑和挑战。蒙塔达斯以日常生活里的惯性和陈规，做为艺术创作的切入点，他从1995年起，就开始制作三十五个以“转译”为名的计划，反映其对于全球化风潮之下文化产业的研究与批评，并试图文化十如何被混合和被理解的，以及在此过程中造就的历史。他今年的作品是指涉了前来朝艺术之圣的观众们，穿梭在各个国家馆间阅读文件、作品，图象……就像一部部呆板的翻译机器。由此提出：全球化的世界为人们带来许多荒谬的劳动与代价，而我们却在其中乐此而不疲。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与今天相隔接近一个半世纪高更以一张同名画提出这样的追问;而两年前德国导演卡洛琳•林克改编自史蒂芬妮•齐威格的原名自传小说《何处是我家》，在各类电影评比中频频打动观众和评委，载誉而归。由此可以，这个关于人类自身的终极追问，既没有得到解答，更没有消失殆尽;今天，在匈牙利国家馆里，艺术家巴拉斯 •齐克西尼(Balazs Kicsiny)的作品《泵房》(Pump Room),再次向我们重复了这个命题。展厅里的12个大小相似的人形雕塑，在睡衣和防毒面具这样极不和谐的装束下，抹煞了身份、性别、年龄以及所有个体特征，但他们面向不同方向的张望，却将集体内心的无归属感表露无疑。

今年代表比利时来到威尼斯的艺术家是Honore d’O，他将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变成点石成金的艺术。任何东西在这里都与它本来的意义和价值脱离了关系，功能不再是定义一件物品的标准。艺术家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设置了一个非限定性的艺术空间，充满突破游戏规则的意味。在这里，没有人规定艺术必须怎么样，或者应该怎么做。同时，艺术家这件名为《追寻》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随时面临变化和充满偶然性的过程。就像所有的日常物品在Honore d’O的手中失去原本的功能，不断启发新的用途一样，艺术家自己似乎也企图通过这个过程，在看似没有目的性的创作中，追寻到当代艺术的另一种可能。

今年的爱尔兰国家馆共有七位艺术家参加，和韩国一样，也是自爱尔兰国家馆自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由绘画和装置共同填充的空间里，传统的元素与影音互动的内容彼此和谐，并不干扰。其中，艺术家乔•沃尔克(Joe Walker)和帕克•沃尔克(Pat Walker )共同创作的影像作品《黄昏》，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和不同古典主义的观念，再次演绎了关于对“自然的崇高”的认识。而艺术家偌兰•马克瑞(Ronan Mccrea)的投影装置，充满了艺术家父亲的摄影作品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更倾向于表达私秘密性的人经验。

北欧馆历来是由芬兰、挪威、瑞典三个国家共同分享，轮流主办。今年，地51届威尼斯双年展北欧馆的接力交到了瑞典的手中。在名为“分享空间•区分时间”的国家馆展览中，艺术家蜜芮安•巴克斯卓(Miriam Backstrom)与卡斯登•胡勒(Carsten Holler)的作品《扩大国家馆》，则充分而具体地展露了北欧馆的主题。

如果你拿到一本CD书作为展览图录，或者听见喃喃自语似的音乐，那么，你已经来到了冰岛国家馆了。冰岛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轻一位嘉布里拉•弗雷德克斯多提尔(Gabriela Fridriksdottir)，是一个跨领域创作的综合性艺术家，她的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录像，甚至是音乐创作。在这些杂糅的形式和无秩序的碎片中，艺术作品本身的意义却十分清晰，大概是沿袭了冰岛自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叙事主义传统的影响，嘉布里拉的作品有着细腻的情节，以及女性原始的阴柔气息。但不同于传统艺术叙事的是，嘉布里拉的作品反映了当代艺术对“叙述者”身份的复杂思考，以及对身份、角色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吻合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步伐，日本国家馆今年前往的策展人笠原美智子(KasaharaMichiko)和艺术家石内都 (Miyako Ishiuchi)都是女性，一改以往日本男性体统天下的传统。石内都的母亲独特的经历和起伏的人生，艺术家将其生前的遗物和母亲身体的部分裸体拍成巨大的照片，整齐地陈列在展场上：透明的睡衣、松弛的乳房、各色的口红、用过的假牙、残绕着头发的梳子……名为《母亲的2000-2005——未来轨迹》的作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表达了内敛而忧伤情感。

伊朗馆建年的参展艺术家曼达娜•蒙哈达(Mandana Moghaddam)和贝塔•法亚季•阿萨德(Bita Fayyazi Azad)都是女性，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者。她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伊朗社会现实中依然存在的性别与身份问题，并渴望用艺术的形式找到贴切的表现。前者的作品《四十发辫》取材于伊朗传说，用水泥与缠绕丝带的发辫来比喻在禁锢而冷酷环境下，女性柔弱却坚韧的一面;后者的装置作品《宿命》，以母亲和婴儿的简单关系，表达生命对于单纯的渴望，以及无法逃脱轮回的宿命。

和韩国的青春偶像电影一样，韩国馆今年的展览在威尼斯一片深沉的学术追问和文化探讨中，显得轻松幽默，将日常活动纳入了艺术的表现中。策展人金顺中(Kim Sun Jung)将展览的主题定为《门后的秘密》，并选择了15位艺术家参与其中，这也是至今为止韩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阵容最大的一次。其中，最年轻的艺术家仅有25岁。在近年来风靡亚洲的“韩流”袭过之后，人们对韩国的认识已经大大的改观，而韩国从政府到个人在文化上不遗余力的主动性，使得韩国的当代艺术呈现了更加多样化的面貌。

泰国和中国一样，在上一届威尼斯的展览中，因为SARS的影响，以及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第50届威尼斯失之交臂。泰国馆国家馆今年的展览主题是对生与死、留与逝的探讨，这是所有人、事、物都要经历和面对的问题，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东方国度在文化上的独特性。但是，泰国馆的展览场地被安设在军械库旁边的天主教堂中举行，对于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教的泰国而言，不知道这算不算已经是一场东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

土耳其国家馆的今年的展览，似乎与同时在威尼斯举办的电影节有些不谋而合。无论是在海报和招贴的设计上，还是在展览的布置上，或者是展览内容本身，都显然与影视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脱不了关系。艺术家侯赛因•查拉雅的录像装置《缺席的在场》以巨大的屏幕显示播放着连环交错的图像，上映着艺术家本人指导的影片——科幻、悬疑、惊悸;梦境、潜意识、生物科技……几乎所有当代的流行元素和时尚话题，都被囊括在其中了

规模大的展览并不一定就好。今年的塞浦勒斯馆很小，但却让人印象深刻。就像展览的主题“轻快的星球”所昭示的那样，这里的艺术家以又唱又跳地方式演绎了艺术的轻快。无论是潘纳优提斯•麦可(Panayiotis Michael)的装置作品，还是康士坦堤亚•索芙克丽丝(Konstantia Sofokleous)的动画艺术，都以无限重复的力量，将简单的快乐和童趣的想象传达给观众。

乌拉圭馆的蕾西•杜阿堤(Lacy Duarte)的艺术，隐约流露了少时乡村生活的记忆和母亲的影子。她一手工这样传统的方式，将乡村生活的场景细腻的再现在自然素材制成的木刻、壁画，以及编织作品中。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少年追忆，更是当代城市人，渴望逃离都市的喧嚣和压抑的田野幻梦。

美利坚帝国似乎还没有走出“911”重创的噩梦。在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命名为“帝国兴衰”的国家馆，推出了已经68岁的艺术老将艾德•鲁沙 (Ed Ruscha)。在他五幅彩色、五幅黑白的平面绘画中，方形的建筑物，颜色各异的天空，冷漠的色调、符号化的都市景观，平板的空间构图，刻意保持的距离，阴郁沉重的情感……都令人难以将之于超级大国的巨无霸形象联合在一起。但却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帝国背后的阴影。

已经在艺术史上奠定了里程碑意义的行动派艺术创始人：吉尔伯特与乔治的亲临现场，成为本年度英国国家馆带给威尼斯双年展的一道亮丽风景。在20 世纪末期，这对搭档夹带着对传统艺术的质疑和挑衅，将自己搬上了艺术的展示舞台。其所引领的风潮，不单基于他们本身的创作爆发力，再加上背后媒体的舆论炒作，席卷了英国本土及世界艺坛。在今年年初的苏富比和菲利普当代摄影拍卖专场上，他们的图片以42万美元的成交价再一次证明了“宝刀未老”的实力。这次展出的新作品是二十五幅银杏系列。不但显示出集中呈现的视觉效应，同时也反映出英国政府在文化扩张上的关注。

今年的巴西国家馆，以艺术的方式为当代社会冲突与融合彼此交错的时代现实，划下了完美的注脚。查尔•瑞斯伍特兹的摄影就在我们面前拉开了一场文明之旅的长卷。这位擅长摄影的艺术家，用他敏锐的镜头再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图书馆和一些当代的简约建筑。这两种不同时代的文明产物在巨大的尺幅中共同诉说着这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前者是历史的沉淀，后者是未来的探索，它们共同见证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与此同时，另一个艺术家组合带来的则是综合了视觉、听觉的等通感的装置艺术，即刻让我们置身于一个跨领域的互动现场。

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多明尼亚、利智、古巴、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海地、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瓜蒂马拉，中南美洲的12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拉丁美洲馆，或许因为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因，在艺术表现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在这个组合而成的国家馆内，艺术的面貌反映出地缘面貌、政治和文化等多重视角上的差异。这这里，艺术家们似乎与欧洲的艺术主流始终保持着警惕的距离，而将关注的目光更多的倾注在现实生活本身和个人化的私密经验上。例如哥伦比亚的艺术家胡安•曼纽尔•埃查瓦瑞阿，就将当地的毒犯、农民……一些生活着社会最低层的普通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用自编自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当这些沉浸在自我记忆中不断挣扎的面孔和声音，通过艺术家的影像作品作用于我们的情绪时，艺术家的创作目的就达到了。

20世纪，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机械乐园，人类的精神信仰的殿坛却在一步步的塌陷——尼采“上帝死了”的诳语，似乎正在演变成现实。在今年的纽西兰国家馆中，名为“et al.”的艺术团体就针对这一现实语境，试图以艺术的方式再建人类的信仰体系。在这个装置与声音并存、书籍和图片交错的空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当代社会的复杂缩影。

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十分特殊的行政区，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了。今年，出任参展人冯美莹选择了艺术家陈育强和又一山。前者着迷于材料的文化内涵和物理特性，作品《倒置与重生》与他在2003年的创作在形式上非常相像，都是将平面悬置在半空中;后者则是在威尼斯搭起了由“红白蓝”塑料布布置的临时性空间，供往来的行人休息。相较于今年中国国家馆第一次威尼斯之行的阵势，显得简单很多。

今年正好是中国的台湾馆加入威尼斯的第十年。策展人王嘉骥将展览的主题命名为《自由的幻象》。其理念来自西班牙导演布努尔的同名影片，尽管影片中将自由描述为似乎是触手可及，但实际上却虚无缥缈的幻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自由的渴求和更深入的探寻。而高重黎、崔广宇、林欣怡和郭弈四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也针对这一主题，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消费社会中个体所受到的、不可避免的束缚。

以上种种，反映出威尼斯双年展在当代语境中的包容宗旨。尽管很多人对罗莎•马丁尼茨和马利亚•德•柯芮尔这两位女策展人存在很多质疑，尤其是她们“向大师致敬”的策划思路，未能在此次展览中预示出新的艺术发展倾向和发掘出标新立异的新人，而使展览显得趋向普通，更成为这次双年展观后感的主要话题。是的，当女性第一次在这样国际性的大展中担任策展人的角色，不但性别本身的话题会被强调，自然地人们对她们的期待和假设都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我们仍能从艺术的试验和试验的艺术来发现新的有趣话题，进而窥视出当代艺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显然有些过于乐观。但是，只要我们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展览形势，从中寻找出那些彼此能够连接的东西，表达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中探究艺术的种种可能，那么，这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事实上，尽管闪烁的镁光灯伴随着开幕式的结束而离开，媒体关注的目光已经踏上了新的发现之旅。但是，在将持续半年的展览时间中，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不断涌来这里，穿梭在这些以艺术之名。因此，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并未拉下帷幕，展览行进的本身，就如同艺术家、策展人都在不断行进当中一样，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昭示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