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流转与手艺之心
尽管是读书人,但现今我最不愿做的,就是酸文假醋地故弄玄虚与巧扮矜持。比如,在电子时代明明要求快捷、明晰的邮件行文中,还非得循着旧格式缀些“君鉴”、“布覆”之类实际并不谦逊的“谦辞”和一点也不客套的“客套话”。这往往是些怜怜自卑又嗷嗷自负的画匠、工艺师们最隐秘的“顽疾”。
可话说回来,美术、设计以及现代的所谓“工艺”,到底该有怎样的精神情操?尽管我批驳过所谓“彼岸论”与“现实论”的荒唐,但艺术前行的必然归宿又该脚落何方?这真是两个太大、太复杂的问题,每虑及此,怅然间我总会生出“不识愁滋味”的自嘲。而三四年前,当谷泉约我为这部即将刊印的新作写序时,我初期的婉辞其实正是基于上述的“茫然”心绪。而且,囿于闲散、粗钝惯了的秉性,个人对传统文房用品并未有过太多的热情,更别说研辨砚石的材质了。于是,必须坦承,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者与领路人,正是他这位狂热的专门家。
说“狂热”,绝无贬义。我原想着他对江西婺源深山中那些石头的挚爱,恐怕也仅是一时的嗜好。可,随着光阴推移,我发觉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居然常常集中数月借住在当地朴实的青年刻工吴锦华家中,并执着于在山野、溪水间寻觅、踏勘任何一点关于龙尾石的蛛丝马迹……渐渐地,我不得不为其毅力所折服。是的,在如此一个逐利的社会,大家都见过不少顶着研究、保护的“大帽子”,四下却是在诓误老乡、盗运资源、满足私欲的“江湖术士”。他与我也曾多次发言、撰文,相和着口诛笔伐那些丑恶的人、事。但,我们的声音仍显微弱。
2008年盛夏,当我站在砚山村村口不远的小丘土台上,在那个唐、宋采掘坑外曾讲过,看着千百年间古人斧凿的遗迹,我顿时能够体会到一块小小的石头,被他们所发现、使用、宝爱和珍藏时的种种复杂且难以名状的历史温度。真的得说,尽管岁华在变,但那手和创造手艺的可相共鸣的心,却未曾稍有离分。
所以,我坚持认为,针对古代的探讨,特别是在物质文化史领域,研究者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孜孜矻矻”地找寻某种“实用”的个人价值,而是要努力协助当代的“迷途者”,包括“你”、“我”, 尽可能跨时空地诚挚领受前贤们的诸般教益。设若能再将之升格为专门的学问,我想,正如眼下这部《石谱》那样,是完全能够与谷泉自己所企望开辟的“中国石学”一脉互为合契的。
在几年来频繁的交流中我也曾对他屡屡言及:面对新时代和新的知识群体,此类书籍的编纂既不能“照例”东拼西凑地炮制成一部惹人讪笑的“收藏画册”,也不能放弃包括实物与文献在内的谨严、细密的“标本”采集与分析;既不能肆意填塞进想当然的纯感性故事和“美文”,更不能放弃作者敏锐捕捉到的各色历史的光斑。另外,于目下的“体制”里,要将可能的成果定义为一种具备经典价值的研究案例,关键之处还在其能否通过原创且不辞辛劳的田野考查和亲身实践,以冲决诸多腐朽、没落的垄断网罗,继而令大众的智识得到精进,使学界的思域得到拓广。
那么,如此的学问和学问家,既不会教导人们只知隐逸山林,也不会简单地厚古薄今;既不会告诉大伙儿赶紧投入鲍肆,更不会鄙陋地沽名钓誉。这实际是一种以深沉而雄健地书写当代为己任的,对于扶持着世界坚实前行的善性的“人工作为”的历史专注和高絜的爱。
除了此书谈到的制作歙砚的名石,谷泉其他将陆续面市的出版品的主题,恐怕多少都要涉及人们日常往往并不十分经心、留意的“平凡”物事,比如他从世界各地蒐集回来的砾石、干枝、果实等等。我亦曾对他提过一个粗浅的建议,即能否在每部书中均为未来的捧读者附赠一份薄薄的彩页册子——上面罗列有那些“小玩意儿”的照片。是的,我希望这能促成一段奇妙的“邂逅”,藉此与他的专著一道,启发、唤醒那久遭尘蒙的心性,并在亘古流转的宇宙之光映射下,将真正惹人欢欣的“自然”深情,恒长地传播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