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与当代影像艺术, Story 3

　　5. 观念生成。这类影像艺术是径直以观念为先，不拘形骸，它与其他影像艺术分类都共同具有观念性，但为什么把它单独列出一类，主要是它不依赖外在的客观形象，而是独立地创造出一个观念的形象来，用以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在形态上，它不是以摄影的对象出现，而本身即是观念的产物。如陈卫群的《10》并不是具体地显示画面的构图或人物的形态，而是选取最典型的现代艺术史案例加以仿拟，而达到艺术本体问题的宣扬;白宜洛用细胞单元构成图像，直观呈现其生命观念;阿布拉莫维奇则是用身体述说革命与暴力的故事。

　　以上分类仅仅是粗线条地划分，实际上每一种分类又都或多或少包含其他各种因素在内，特别是每一个分类中都有观念因素。而如何让观念表达到位，是艺术家最为关心、思考用功的地方，无论是景观的创造、行为的表演、事件的实施，还是以观念透视景观，最后都是用图像的形式来传播和记录，也正是在这一主观视角上，影像艺术家拒绝被称作摄影家，只不过影像艺术家是借用了拍摄(shooting)、输出打印(print，如数字化艺术不需要拍摄，但需要最后数码打印)这些类似于摄影的媒介形式而已。同样，对观念影像的批评不可能是建立传统摄影的技术标准之上的，相反更多的是以当代艺术理论为圭臬。

　　三、当代影像艺术中的造像表现

　　“造像”展中的艺术家的作品即凸显了这种影像艺术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图像的征候，也可以看到当代影像艺术家介入生活、社会的深度和自觉性、创造性。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是国际著名的前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频繁参加国际大展，以其革命语境中的身体介入到西方消费社会的凝视中，用身体构造了东西方政治身份的隐喻。她的《嘴唇》是其自传式图像，象征了她存在的社会政治力量，最终这种力量附着于主体的身体，虚拟的身体革命符号与实际的军帽相互映照，强烈的身体视觉则是准革命暴力。

　　白宜洛的《宿命》系列试图用一个个非生命单元来组成生命体，用模糊的视觉来形成完整的生命，用不可释读的符码来指涉不可穷尽的命运，由此来到彼往，不可言说竟成了直观的宿命。茫茫然的生命代码竟隐藏了生命的恐惧。

　　蔡卫东取名《腊月初八》的影像作品极具诱惑性，将作品命名的偶然性植入景观的戏拟中，用一种轻松但又沉重的画面似乎在重建历史的瞬间，提醒人们注视一段遗忘的历史，空间与时间叠加、交错，似真亦幻，此时的照片不再是被动的反映，而“参与进另一个人或事物的消亡、易逝以及无常中去”[⑤](to participate in another person’s or thing’s mortality, vulnerability, mutability)，艺术家意志强力介入历史的想象中，质疑了那些信以为真的东西，从而凸现了影像艺术的观念生成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