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宗说”与董其昌的思想, Story 2

　　1604年，他已年届50岁，进入了“知天命”之年，经过几十年的艺术创作与理论探索，他深刻地感悟到：“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固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请注意：董其昌是在“行年五十”时，方才知“精工之极”一派不可习，而肯定董源、巨然、米芾三家，而前者正是他日后“南北宗说”中所分的北宗，后者正是南宗。从而证明董其昌已为“南北宗说”的提出作了奠基。

　　1613年，年已59岁的董其昌在出任湖广提学副使和福建副使后正闲居江南，早春二月，他为任履康作《岩居图》。烟花三月，他观摩研赏他所十分崇拜的董源及范宽诸山水大家的作品，于笔墨构图、烟霞雨霁极有领悟，于是写画论几则，“禅宗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有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南北宗说”即出于此。由此可见，董其昌明确提出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说”，已在他年近花甲之时。

　　通过以上简略的考察，可见董其昌“南北宗说”的提出，有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轨迹，即而立之年后始参禅，不惑之年后运用禅学论画评艺，知天命之年后扬南贬北，年迈花甲时正式提出“南北宗说”。这正是他长期究心于禅理，深思于禅境的思维逻辑结果。因此，认为董其昌“南北宗说”是出于“伪造”或一时“漫兴”的说法，是缺乏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