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生活方式

　　现实生活表明，现代文明的高效生产力所带来的幸福感似乎并不如人们曾经期望的那样多，甚至更多的时候，它在提供便利与享受之余也让人们加倍地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空虚、焦虑和躁动不安。这种困境对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说即是理性至上主义压制与忽视对身体感觉的直接结果，而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则是理性思想与感性日常生活的断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这种断裂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异化”。如今，这种异化正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愈演愈烈。

　　与西方的渐进过程不同，有着整一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异化是猛然发生的，因而它必须面对的不仅是思想与日常生活间的共时性矛盾，而且还不可回避地得去承受传统与当下的历时性反差，因此，“日常生活批判”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更加意味深长。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变迁让思想，也让艺术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学院的兴起使审美成为一项专门的功课，我们再不能如古人那般随意地将字画把玩于床头案前，也难得在酒酣词成之际尽兴于山水间，艺术成了一个日常生活之外的话题。尽管1980年代的乌托邦激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解放，但它二元对立的思路终究还是与西方“一切皆是艺术品”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呐喊貌合神离，以至于后来那些“生活化”了的艺术非但缺乏“日常生活批判”的精神，而且还反过来散发着被异化了的日常生活的陈腐气息。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谈论“生活方式”，尤其是重新审视社会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在个人和群体行为中的独特表现形式。

　　由此，“生活方式”话题所探讨的就是生活的艺术，它与不同地域的自然、人文生态相关，更与个体在其中的具体生存经验相关。作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总体性把握，它关注的是状态，针对的是现实，因而它最终所展现的也就是如何艺术地生活。在这样的问题上，地域、群体、个体的差异远比抽象的共性特征更为重要，而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生活状态正是这些差异的具体呈现，它们是片断，也是线索，在多维度的间断与连续中，我们不必期待去还原一个全景，而是经由直接的体悟，或多或少地去挽留那些正被不断异化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从中国的当代艺术史来看，还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实际上一直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着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孕育了为数不少的成功艺术家，而是在于它们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成都的暧昧、重庆的泼辣、贵阳的狂野和昆明的闲适……不过，更重要的是每个艺术家在群体中的特立独行，诸多的桀骜不训汇成了总体上对中心规则的漠视。所以，尽管总是有人向着中心出发，但不管他们成功与否，也不管他们返回没有，总之，待在家里的人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玩乐，继续吃火锅，继续大碗喝酒，继续懒洋洋地晒太阳……当然，更不会变的就是对艺术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