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这里,我倒要给《新周刊》辩护一下:不就是一份杂志所策划的大众话题嘛,里头当然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在,选谁来挑了头,那就只能听谁的了,谁说,让某人进,不让某人进,事情就这么简单,也算是一种游戏规则吧。
这一次不让进的某人,无非就是王广义罢了,有那么严重吗?美国夏志清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首推张爱玲和钱钟书,把鲁迅、茅盾等人放在了二流位置上,有的人,中国讨论过不少,他根本就不予讨论,这在当年曾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质疑,不过,作为一种文学价值观,从宽容角度看,夏之所论也未尝不可?除非这文学排座次是一种“政治”,而不是文学。
但是,没有王广义,对于吕澎的确很重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了。吕澎自诩是“艺术史家”,尽管有严肃的治史者不断强调,所谓“史”,应该有一个历史的下限,用以质疑当代是否能够马上入史,但这无妨吕澎的看法。他写美术史有六字真言:有无长短大小。其意思是,对于艺术史来说,首要问题是“有”还是“没有”(无),其次是有了,但写得“长”还是“短”?再其次是写了,但所登作品是“大幅”还是“小幅”。
吕澎还认为,艺术史就是“王道”。通俗点说,艺术史在他心目中就是个“爷”,艺术排座次以此为据,艺术价位高低以此为据,当代艺术合法性也以此为据,而没有其他。
这说明,艺术史在他心目中和意识形态无异。而历史一旦意识形态化,历史是否还叫历史,本身就是个问题了。吕澎非常勤奋,写史不断,几年不到就用上百万字把20世纪中国美术史给写完了,尽管颇为粗糙,但他明白,只要他如此这般地去写了,历史就基本上定局了。他之努力,目的为何,这里大概可以略见一斑。在他看来,艺术史就是一种权力!我这样写了,别人就得跟着我!由此可见,艺术史不仅是王道,而且还是霸道!王道由权力支撑,霸道则由资本维持,完美得很。面对权力般的王道外加资本滋养的霸道的艺术史,干嘛还奢谈那么多的“文明”?本来就和文明无关。
这一次,《新周刊》犯了吕澎已写成定局的当代艺术之排座次的大忌,居然没有了王广义?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也!所以才质问: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这一质问,把一个真正混乱的时代的真正混乱的问题给质问出来了!
既然吕澎说,谁都有权力写艺术史,那么,《新周刊》的“艺术史”,为什么一定要有王广义?没有,算是一种艺术史的写作民主吧?如果我们还想起写作也有民主的话,尽管王广义作为历史事件的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