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界王广义的重要性

当代艺术界王广义的重要性

　　王广义，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治波普”最早的实验者之一，与张晓刚、方力钧和岳敏君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F4”。

　　吕澎，1956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新周刊》做十五周年庆典，主题选择了重估中国当代艺术。作为媒体，不免坠入“排行榜”之类的俗招，为当代艺术排一下座次，列一下“英雄”名单，以为这样可以吸引眼球。事实上，吸引眼球是真，其中两只眼球就是吕澎，因为杂志所列名单有谁没谁，引来了他的严厉质问：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我很同情吕澎的质问。撰写“文革”后的美术史，很难想象没有王广义；撰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很难想象没有政治波普。这不涉及到对王广义的评价，而是涉及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即使有人彻底否定政治波普，否定所谓的“F4”，但否定也是一种撰写，也必须有人在，否则如何否定？要知道，许多人努力一辈子，连被否定的资格都没有！写一部革命的或主流的美术史，这些人和事是“反面”教材，必须写，否则无以映衬革命或主流的伟大、崇高与神圣；写一部当代波普史，当代泼皮史，当代艳俗史，不是“反面”了，更必须写，因为，不写，就无以成就历史。所以我同意吕澎的质问：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但是，吕澎质问的理由虽然理直气壮，但却让人有点狐疑。吕澎在义正词严的申辩背后，分明藏着与去掉王广义一样的逻辑。这一层意思，笔者倒有兴趣分析一二，以求教大家。

　　首先，吕澎认为，今天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混乱的表现是，好坏已经没有定评，不仅分歧很大，而且，常常还把“不好”的说成“好”，“好”的说成了“不好”。这“好坏”的确很让人郁闷。　

　　现代主义艺术运动造成了艺术与公众的对立，这事已经不知给翻来覆去地讨论过多少次，多少睿智的大脑也一直在探讨这个可怕的问题。在中国，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艺术风格的“好坏”与思想动机有必然联系，这一联系，人就基本上吓得不敢说话了。　

　　我至今还记得20世纪初苏俄批判新起的印象派，说那是“颓废坠落的资产阶级反动艺术”。那个年代以及稍后，一些画家把色彩画得漂亮一些，就成了“反动”家伙。今天，大概再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去批判这个导致现代主义的可怜风格了吧？！这说明今天不是“价值观混乱”，而是有的价值观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有的则可以借助权力或者资本或者两者都借助着而去大说特说。所以我的疑问是，吕澎质问背后，是否也有什么他一直在大说特说的？他之所说，是真正的价值观的言说，还是先通过资本、再通过权力去搅一个当代艺术之局？要知道，把艺术与市场视为一体，借助资本而让当代艺术“合法化”，从来就是吕澎的个人游戏与崇高目标！

　　其次，吕澎认为，《新周刊》对当代艺术的重估是“严肃”的，不是娱乐。吕澎的意思是：娱乐可以允许混乱，但严肃就不能允许了，严肃必须要有一个好坏的判断在里头。面对娱乐，我们可以无语，可一旦严肃了，我们就要过来较真。这一较真，“没有王广义”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吕澎为了论辩，无意中把《新周刊》本来就属于娱乐、至少超过百分之五十属于娱乐的庆典意义给抬高了。今天，我们固然希望媒体要严肃，但媒体的市场化早就意味着它已经自觉地娱乐化了，所以，要求一份杂志，而且很不幸，还是一份以策划为谋生方式的大众化杂志，不去娱乐娱乐，基本上是痴人说梦话，是体会不了办杂志艰辛的胡言乱语。尽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得声明一下，所谓娱乐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寓严肃于娱乐之中以广见闻，把“思想”也给打扮得花枝招展，有关主管部门不也在提倡吗？板着面孔说教，全球化时代，谁还去理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