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油画技术含量有多少 好画与观念孰轻孰重
一张好画与一堆观念,孰轻孰重?
油画这个发轫于西方,繁盛于西方的古老画种,自上世纪中期开始受到严重挑战,“绘画死亡”、“艺术终结”的言论不绝于耳。西方艺术界开始将油画视为保守或落后的“代名词”,而将装置、影像和新媒体艺术作品看作“时代的发音器”。这种思潮以及带有各种强烈观念的艺术尝试,也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影响和造就了一批“当代艺术明星”,进而改变了中国美术格局,也影响到了油画这个传入中国不过百年的画种在美术界的发展。2016年前后,西方出现了一股对于过于“观念化”艺术世界的反拨,架上艺术(包括油画)开始“悄然”出现在西方美术学院里,各种油画的交易也呈现良好势头。
对于中国而言,油画始终是美术创作的大宗。美术学院长期坚守着油画的教学与创作,并将“造型”这个核心板块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不断发展完善。繁荣的市场交易,也印证了大众对油画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幅油画,已经开始广泛被中产阶层接受,油画已经不单是存在地库等待升值的投资品,而是人们装饰空间的理想选择。
正是在国内外两种大背景的影响下,在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组织的坚守下,一张好画与一堆观念,孰轻孰重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至此,从中国美术界内部开始了一股反思的潮流,那个似乎已经很少有人关心的问题,即技术和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关系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我们现在强调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它们。”从靳尚谊这个被广为传播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技术在靳尚谊创作中的作用,而其新作揭示出的,则是对技术与观念一种更为深入的发问与思考。
技术至上的回归?
在靳尚谊新作的网上研讨会中,有网友指出,其所倡导的“技术问题”,到底是路标还是路障?该网友的潜台词在于,对技术的一味强调,对“小问题”的纠结,而疏于观念的传达,最终会导致油画走入死胡同。在美术界,持同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在留欧、留苏等先辈美术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在几代美术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学院派”油画家。他们往往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形式语言趋于写实,技术的高低往往成为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然而,随着观念艺术的“侵袭”,油画创作内部产生了涟漪,评判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少主题性创作,因涉及为政治服务的意图而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但是耐心地分析中国油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像《开国大典》还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葩“西藏主题创作”,都没有被政治意图所累,而是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探索,董希文、吴作人、潘世勋等油画家在油画语言的丰富与表现上,取得了可贵的成就。时至今日,这种对于油画本体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去年,杨飞云等中国油画名家集体到西方博物馆临摹艺术大师经典作品,“回到写生”、“面对原典”等一系列大型展览的举办,似乎预示着对油画本体,技术语言至上的回归。
今年,当潘公凯面对靳尚谊的新作时,提出了耐人寻味的“后古典”观念。他的解释是,“中国新世纪油画创作中一种新的可能性被揭示出来,这种可能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临摹中创作,在创作中临摹,形成一种新的拼贴风格;二是在临摹中显示作者技巧功力的同时,又在创作中投射作者的理念和感受,这是一种西式文脉中的‘以古为新’”。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仅仅适用于靳尚谊,而是将油画界可以推广的创作方法——“以古为新”以及被长期忽略的临摹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透析”,即油画家如何将扎实的基础转变为一幅优秀的创作?这个问题曾因各种观念艺术创作的流行而被忽视、被遮蔽,都是中国油画发展绕不开的一个坎儿。
关于技术的新解
在中国油画界,技术的好坏往往被称为“手艺好不好”,或“活儿怎么样”。而决定活儿好坏的关键要素,也是油画基础训练之一的素描,在最近两年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