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史密斯专访： “我的策展经验从中国开始, Story 2

　　凯伦： 我在中国16年了。是的，他们有些不一样。你知道，中国当代艺术早期的那个年代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当时没有市场，当时有很多的实验作品，我们看到了玩世现实主义的开始，看到了波普艺术的开始，看到了行为艺术，录像作品。那个时候很多的作品都非常有力度。现在经济发展了，这意味着人们有跟多的钱，跟多的地方，有房屋住，有展览，有工作室;同时呢，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很多工厂的关闭，那么工厂的空间又会提供很多的技术上的支持;再有这形成了一个商业链，艺术家卖作品了，有钱了，既可以请工人，创作更多好的作品。

　　主持人： 但现大的情况似乎还是不想国外那么乐观，比如说会有好的基金会，赞助商，或者说政府保障艺术家等等。虽然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艺术家，但还是相对不够的。

　　凯伦： 就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在中国的艺术家其实更加幸运。你知道在伦敦，柏林，艺术家的数量非常的多，我很少看的到艺术家工作室有像中国艺术家的这么大的，当然除了达明赫斯特以外。在中国，虽然收藏家，画廊，媒体不成熟，但是艺术家可以找到便宜的工作室，可以买便宜的材料，有便宜的人工，能够更好的创作;在英国，收藏家，画廊，媒体很成熟，但是各个方面都很贵，我觉得双方各有优缺点，有不同的运行方式。

　　主持人： 你一直在跟艺术家紧密的合作，说说你的那本书吧“Nine Lives”。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凯伦：我92年来的中国，后来我发现中国的当代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但是整个社会，媒体和其它的一些文化环境等等都还没有跟上。当我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中国的读者，我考虑的是国外的读者，你知道，80年代的时候是有第一批国外的人过来看中国的当代艺术，而且80年代的几个大展也都非常的好。后来我碰到了一些国外来的人，发现在他们来之前，这些根本就没有了解，他们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去阅读。当他们来到中国时，与中国的艺术家聊天都是通过翻译，有时候，翻译人员并不懂得艺术，有时候也会出现误解。那这些外国人，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理解，是从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里得出来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呈现除了一种“外国口味”，这和我了解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很不同的，这些作品只有放在它的大条件下才能去理解。所以我认为我做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 你看到那本书的译名了吗?好像是《当代艺术的九个文化英雄》。为什么用“英雄”这么大的词来描述?

　　凯伦： 我没有想到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内容中国人都知道，我是写给国外的人看的。这个名字的翻译确实很难，现在都没有好的字来形容。“Nine Lives”,九个人生，九个故事。其实艺术家的选择也是随机的，因为我想介绍从1985-1989这一段历史，那王广义是最早的1985年的，后来的就是方力均。我只是觉得这四年的东西很多，从王广义这一代，政治化的味道浓一些，到了方力均这里就变化了，之后他影响了后边的人。那当然了，在英语里“Nine Lives”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猫有九条命”，你永远都有机会，如果犯错了，如果不好，老天会给你从新来过的机会，所以对于艺术家来讲，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所以说，这些艺术家，他们很幸运，但是他们也必须努力奋斗，好好的经营老天给的这些机会。这个翻译“英雄”确实不是很准确，但这些艺术家确实是非常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