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逻辑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那么王鲁炎作品能不能叫“给广大干部战士上了一堂生动的逻辑教育课呢?是不是“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呢?
其实,中国并非自古不产逻辑,中国的“名家”便是逻辑学派,庄子和惠子关于“鱼之乐”的辩论,便是精彩的逻辑思辨。但是,后人记住和赞扬的是庄子的超凡脱俗而不是惠子的逻辑胜利。在这种分析性与逻辑性都长期处于“短缺”的“中国国情”中,在这个普遍科盲的文人环境里,王鲁炎能在“新刻度小组”之后,再次用绘图工具绘制一批具有逻辑性、有刻度的“几何具像”作品,绝对可以称为大智大勇了。
二、 蒋建军的平面构成
蒋建军是川美留校青年教师,按年龄应当属于“70后”艺术家,曾被王林推荐参加《湖北美术文献首届提名展》,其作品风格基本上就是用缝纫机线贴出的平面构成,远观效果接近极少主义的大面积平涂,有较强的设计感与制作感。蒋建军在网上发了两篇批评鲁虹的文章,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借批名人出名,不如说是在未能建立支持自己艺术的理论体系之前,先批判不利于自己艺术的理论体系。
蒋建军的作品包括四个系列。第一个是《记忆之维》(图38-30),全部采用群青底色,机线有单色、混合双色、杂色之分。第二个是《蒋建军的红黄蓝》(图41-44),采用分区平涂不同颜色的色彩构成,贴线的颜色与底色相同,起到一种机理效果。第三个系列是《无中生有》(图45-48),题目强调了非表现性抽象艺术存在的合法性,画面的构成基本上是双色贴线。第四个系列是《蒋建军规则》(图49-52),采用一半面积打格贴线,一半面积空白,交界处显线露格的构成方式。其实,中国并非找不到支持蒋建军的理论体系,“三大构成”都是“无中生有”,而且早就在中国落户了,只是没有在艺术创作与批评中发挥任何作用,直接就成了设计专业基础课程。中国批评界基本上是由学画画的和学文科的组成的,前者对“绘画性”比较敏感,后者对“观念性”比较热中,除此之外就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政治热情,现在叫社会责任感,因此都不具备面对“三大构成”的知识储备与批评冲动。于是蒋建军也就只能成为批评的盲点。
“三大构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的理论源头塞尚的“几何说”及其对应物——简单几何体在中国落户的时间更早,只不过简单几何体被充当了写实画法的初级教具,而不是和塞尚的“几何说”一起,把中国艺术一步步推向极少主义与几何抽象绘画。中国的美术教育,就是通过塞尚的“几何主义”退回到库尔贝的“写实主义”,从“现代艺术之父”退回到印象派的变种——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由于中国美术史论学者大多是学画出身或有学画经历,所以不用动脑子就把简单几何形直接视为教具。中国美术界从来不思考为什么荣获“现代艺术之父”称号的是塞尚,而不是创造了动人的人生故事的凡高或高更?不延续“现代艺术之父”开辟的道路的艺术能不能算现代艺术?如果能算的话,“现代艺术之父”这个称号还有什么意义?不经过现代艺术能不能进入后现代?如果能,西方为什么不直接搞后现代呢?为什么杜尚(1887-1968)只能在同龄人毕加索(1881-1971)之后时来运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