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认知图像这一观念也符合佩佐尔德提出的观点。因为认知图像并不仅是一种理性的符号,从詹姆逊的黑格尔主义背景来判断,它同样是感性的,并在这方面表现为符号形式。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将这些不同的理论尝试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哲学似乎将是可能的。但从现实的角度看,要真正形成一种比较一致而且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文化哲学,我们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过二战以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关于文化哲学的讨论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必要性,这无疑将帮助我们在艺术与文化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联系,但这种工作必须立足于当代的历史环境中。
从当代的视点看,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时期是将艺术作为审美鉴赏对象的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在过去几乎从没有得到过如此高的重视和尊重。但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艺术开始转向日益商业化的文化,并因此丧失了它批判的潜质和揭示真理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下,为艺术寻找新的哲学理论基点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寻找中,已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围,比如彼德·戈大成基提出的“高雅艺术和非高雅艺术界限消失”的问题,也必须考虑艺术在向非批判性或肯定性艺术、向消费文化转型时出现的诸多变化。在全球性的深刻变革面前,我们不得不对艺术、文化以及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进行分析和评估,然后找到新的理论途径,不得不为艺术寻找与它在现代主义时期所具有的揭示真理功能相似的活力。也许,艺术并没有随历史的变化而表现出它新的式样、新的外观,像阿瑟·丹多所讲的,它具有“超越历史的本质”,也许艺术已经失去了它批判性的、揭示存在本质的功能,但即便如此,这种“艺术终结”的事实也不得不被关注、被阐释,并以哲学的方式做出回应。
必须承认,虽然当前的哲学刚刚开始追问这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虽然艺术和艺术哲学将不再像现代主义时期那样对社会具有重要利益,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去研究正在发展着的文化及其相关的社会进程,并将上个世纪主流性叙事话语的辉煌和失败都保存在记忆中,这是哲学对时代的责任和对历史的情感义务使然。由于文化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种文化哲学(更多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省察而不是科学性的文化研究)必定会得到发展,而且像本文所展示的,它已经在发展着。但值得谨记的是,真正的哲学总是一方面保持着它与自身历史和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保持着它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本质。只要在这一脉络中继续努力,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个“文化哲学”王国的出现。